弹奏乡土社会的历史曲谱——评王方晨长篇小说《公敌》
礼失求诸野。王方晨的长篇小说《公敌》着墨于当代中国乡土文化的隐私，人心人性的浮沉嬗变，是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整体性观照，指向过去与未来，指向现实生活与艺术隐喻。
韩爷是书中最为复杂的人物形象。韩爷的神话，起于用一部“小红书” 《论语》辖制住了寻衅闹事的群众。凭借两千多年前“道德”与圣训缔造，韩爷获得了道德上的制高点，而随着亲手所创的翰童集团的发达，开始慢慢发展其背后庞大的精神控制。小白楼的纸醉金迷与“小红书”的仁德道统形成了强烈对照和鲜明反差。在各种欲望膨胀的当代，人们已经忘记历史和传统，乡村文化的原始质朴早被洗劫一空，传统道德和民间伦理已然分崩离析。小说里反复提起的古塔被盗，何尝不是一种象征？腐败与奢侈，反省与救赎，共同组成乡村发展与堕落的历史。我们要思考的是，这样的历史，这样“每个人都是受难者，概莫能外”的时代，对于当代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佟志承说，“没有灵魂，这是我们整个时代的病。 ”虽然“小红书”依旧摆在翰童集团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但民间伦理、传统道德的灵魂却早已迷失了。
中国乡村包含的故事太多、太广，而王方晨通过敏感而又精准的把握，把他对民间伦理的反思和对乡村政治的批判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他对乡村病症的诊断太熟稔，无论是文化伦理，还是政治道德，他都痛心疾首。他让整部《公敌》里充满了权谋，韩爷的发家史就是典型。他一步一步让塔镇吃掉佟家庄，精心打造着自己的社会体系，精心策划着佟志承佟黑子兄弟俩的人生；与他针锋相对斗了一辈子的佟克宝，无力改变自己儿子无比崇拜韩爷的事实，弥留之际终究屈服于他的领导。
而面对传统文化和民间伦理丧失，空有一个物质王国的韩佃义最终也走向了自己的坟墓。老人宅里，他埋葬了自己的希望，缅怀着蒙尘的良心，一如寂寞太久的困兽，试图用时间舔舐自己的伤口。韩佃义在人生顶峰走下道德的滑坡已是必然，可即使佟志承承接大任，谁又能保证不是下一个韩爷？每个人都在和自己生命中的黑暗较量。
在《公敌》的乡村政治中，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理念，而且有着十分直接的冲突：韩爷和佟黑子坚信强权，用暴力打造了翰童王国，而在这股暴力中，早就悄无声息地渗进了佟志承和邵观无的政治力量，无法避免，无可奈何。政治与伦理，在乡村文化中常有着不可言说的联系，迷信和贫弱，注定了它们不会被彻底分开，王方晨把两者尽可能深入地剖析，终于回溯出历史的暗影和整体轮廓。
王方晨从来不否认自己对于乡土文学创作的热爱。如果一个作家能够感受到“山川草木本身就带着古老的诗意” ，那么他大概永远不缺乡土文学创作的素材和灵感；如果一个作家能感受到，“城市和乡村的区别，就在于城市和乡村与大地的距离” ，他大概是真的被这片土地容纳和接收了。 《公敌》里佟家庄与塔镇有着不可调和的对抗与仇恨。作为土地人，佟家庄人对任何卖土地破坏土地的行为有着强烈的仇恨与排斥，长久下去佟家庄人便对塔镇有着复杂感情：一方面想控制、征服塔镇的人；一方面又对非农业生产有着幻想和奢望。处于各种政治改革风口浪尖的乡村，与城镇有着刻骨铭心对抗的乡村，足够敏感和暴怒。它能一眼看清你对土地的认同和背叛，他们对愿意归属之人慈爱厚道，也诅咒一切有悖于“土”的道德的人。韩爷、佟志承、佟黑子，这三人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也作了一辈子斗争。他们有过离开，也试图回来；他们因为各种原因离乡或坚守，在人生的大地上艰难跋涉，但最终还是为了重归土地，努力扎根。
韩佃义，这个被命运驱离了这片土地的年轻人，再次回来时以一部“小红书”打造了翰童集团的神话，他发展经济、改革生产，一门心思地与真正的“土地人”对着干，把自己庞大的独立王国凌驾于这份曾经驱逐过他的土地之上，却极具讽刺意味地成了佟家庄人心中的大救星，被尊称为“韩爷” 。佟黑子，这个从童年起就与孤独相伴的小流浪汉，在土地里成长的野孩子，在受尽了人间的羞辱与耻辱后，接到了韩爷亲自转接的生杀大权。而韩爷仿佛来自地狱的修罗，将急需报复的佟黑子拽进了欲罢不能的罪恶之中。继任者迅速地从受害者变为施暴者，而面对他的暴力，佟家庄人人自危。别镇长的自我放逐与逃离，便是现代理性在野蛮暴力前的恐惧与无奈。究其一生，佟黑子时刻行走在土地上，却从来没有找到过家园感和归属感。韩佃义和佟黑子，最后一个躺进坟墓，一个雪地自绝，或许都是在祈求这份土地的原谅。
而佟志承，这个明明不愿意离乡、希望一辈子留在佟家庄种地的人，却在韩爷的权谋安排下，听了&濒诲辩耻辞;佟家庄需要一个在外面吃官饭的人&谤诲辩耻辞;的劝导，在全村人的希望声中，仓皇离开这片土地，甚至都没有来得及一声道别，人生的方向已经变成读书、进城、当官。与韩佃义与佟黑子完全不同的是，佟志承对这片土地没有害怕，没有憎恶，只有一个乡村人该有的对土地的眷恋。他并不喜欢在官场厮混，除了韩爷的期待，支撑他的便是这份对土地的感情。
《公敌》里对乡村政治的批判猛烈直接，对民间伦理的审视隐秘微妙，但王方晨并不局限于这种批判与审视，他更多地关注着人心人性的解析。在他看来，“文学关心的永远是人本身” 。政治和伦理不该是被刻意避开的话题，如果用人性去书写这些，它们都是坦荡而无畏的，甚至可以有童心般的天真，但这样的无畏背后却是无法言说的伤痛。
《公敌》蒙太奇式的叙述手法，保证了它作为长篇小说在时间空间的广度，为人性书写提供了绝佳的方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被打乱、拆开、重新排列组合，讲述着佟家庄由沉默安静的小村庄，成为经济帝国的翰童集团。交错重合的时空错觉，逼迫读者在思考时不停地变换坐标轴，从而更深入地回归历史的真相。当然，这种缠绕纷繁的时间轴，把一个个鲜活的镜头以眼花缭乱的速度不停地腾挪穿插，并不是作者在故意炫技。作者想让我们看到的，是反思中国乡村变迁的道路，而并无意于讲述多么完整无缺的故事，作者自然有引导、打断我们阅读的意图，目的不外乎引起我们的思考。而这种让人心神不宁的表现手法，又恰恰最能展示佟家庄人在乡村变迁的历史进程中，那种患得患失又急躁无措的心态和情绪。它流着乡村伦理的血，跳着乡村政治的脉，扎着乡土文化的根，它持续不断地给着我们力量与反思，也考验着人性的尊严与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