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孙方友——读《陈州笔记》有感
近日到河南淮阳参加孙方友先生作品研讨，主要是为了“还愿” 。还是几年前在郑州的一次小小说会议上，我曾向孙方友先生承诺，有机会一定深入研究他的作品。2015年春寒料峭时，在细细品读了四大卷本的《陈州笔记》的过程中，我时时沉浸在孙先生所设定的特有的陈州氛围之中，为其中的人物、故事及情调所打动。
孙方友先生的《陈州笔记》里的七百多篇小说，据说历经叁十多年的创作时间，其实也是他磨砺探求文学的叁十多年，因此这些小说成为孙方友文学创作上的重要标志和集大成者。在思考孙方友的文学的意义与价值时，我意识到，我是一个迟到而迟钝的阅读者。这些小说，体现出浓郁的民族文化精神，表现出特别的中国艺术的表达方式，这在当代文学里是较为鲜少而罕见的，是比较独特的。由是我想，过去，至少是我，面对着孙先生这样深邃而独特的文字表达，面对着孙方友的文学情思，我自己有些熟视无睹了，慢待了；现在我认识到，我们在孙方友这些洋洋大观的文学里，发现了中国文学的正源，发现了中国文学正源的当代化，发现了我们几千年来孜孜以求的文学方式、文学精神正在当下化。几千年来我们熟悉的文学，曾在&濒诲辩耻辞;五四&谤诲辩耻辞;时期，遭遇了重创，而没有很好地继续、发展下去，比如现代小说、诗歌&丑别濒濒颈辫;&丑别濒濒颈辫;已经不是我们千百年前曾有过的、为我们所熟悉的文学。或者强调一下，孙方友的文学价值在于表现了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精神，在于他以我们自己的文学方式，来表现我们丰富的文学。因此我愿意用&濒诲辩耻辞;重新发现孙方友&谤诲辩耻辞;来作为本文的开端。
先看孙方友的早先作品，也就是他的文学起步之作。 《剃头佬儿》是《陈州笔记》 （卷一）的开卷之作，成于1985年8月。说一个商人在兵荒马乱，路断人稀之时携带一袋子银元荣归故里。途中遇一个剃头匠，便要剃头，匠人问：你有钱吗？商人便被激怒了，打开那袋银元，暴露了自己携带的财富。遂在路上剃头之后，剃头匠向商人要了高价：“五块大洋！ ”商人又火了：“剃个头五块大洋，还不如把我杀了哩。 ”“想杀你等不到现在！ ”剃头佬回答。这故事设定在兵荒马乱之际，人与人关系处在紧张状态的时代背景下，人与人常常是生死的相对。两人的偶遇，又是商人携带大量钱财。于是，明亮的剃刀出现在这故事里，飞舞在颈项之间。其实最后，什么都没发生，但却成了一段传奇故事。故事的内核，就是一个“信”字，信是我们传统文化里的一个关键词，和信誉、信用有关。对《剃头佬儿》来说，故事简单，又极其复杂，意义深远：凝结人与人、与社会的其实就是一个“信”字。
由此也能看出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民族风情。兵荒马乱之时，两个人相遇，一个要剃头，另一个（即剃头匠）诘问：你没钱。那个要剪头的人便愤愤掼出一袋子银元。性格、个性跃然纸上。直接，坦率，爽快，甚至有些大嗓门，有些像孙先生，也有些像河南的“纯爷们” 。这是在中国的河南，在中原大地，在今日淮阳古代的陈州才有的气节和性格。这也就是千百年来，在中原大地，一代代中国人滋养了的民族性情、习惯、风度和精神，是他们对世界、人生的特别的看法和处理方式。
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崔先生》 ，也成于1985年9月。说崔先生以教书为业，但家徒四壁、困窘难当。崔先生性格耿介、清高。东家一是看好了先生的教学水平，二是看好了先生的生活态度，便决定下一年再聘先生。而崔先生感知到知遇之恩，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小说不长，但字字透露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仁” ，以仁者之心相待他人，便有了这个很小又很大的故事。
我是说，孙方友的文学起步之初，便有些意味深远，具有相当的隐喻意义，这和我们的传统文化精神，有着很好的对接联系。仁义礼智信，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和谐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整个宇宙的关系的中国式的伦理方式。或者说，孙方友的文学思维，包括他创设传奇，结构故事，他的人物内核（精神） 、性格，即雕刻人物的精神世界与活化人物的生存方式，都是以此为思维基点和出发点。这是中国人所感知、所接受或说是喜欢的一种文学思维方式。这也为他的小说铺设了迷离而又确切的理性底色、伦理底色：中国人千百年来就是这么活着，并一直走了过来。尽管这些早期的小说，显得意蕴单一了一些，甚至有些主题先行。但我们必须看到他的文学起步，一开始就落脚在我们传统文化上，就在我们熟悉的且为中国人所能接受的伦理与认知的范围里。我要强调的是，在孙方友的文学世界里，他的起初，直到现在，一直是以中国的思维、民族的思维，来开始他的文学叙事的。就是说，他以唯中国人才有的、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情志，开始了他的文学思维。因此他的小说，始终具有中国的味道，具有民族的情志，是中国人的文学。故事、人物以及所表达的愿望、梦想，莫不如此。中国人、中华民族对生活、世界的体味和认知，在孙方友的小说里，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而成为中国人的共同认知和感悟，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也成为孙方友独特的甚至是专一的文学表达。我甚至可以说，在孙方友的文学梦想和追求里，他从起初到现在，一直都在坚持着文学的崇高理想，一直在坚守着中国式的艺术追求。
1992年创作的《贵妇》是一个极其深邃的故事。上世纪之初，清江提督余丰年死后，其不足四十岁的夫人冯姬依着自己的姿色，依旧摇曳陈州、风光旖旎，成为陈州仕路中炙手可热、竞相结交的人物。新任的陈州知事柳予路亦跪拜在华贵漂亮的冯夫人的石榴裙下。柳知事曾希望冯夫人在当局总统吴佩孚处&濒诲辩耻辞;美言&谤诲辩耻辞;几句，便被高傲的冯夫人拒绝：我怎能屈尊见他，他应来拜见我。后来柳知事才知晓，冯夫人根本不认识大总统吴佩孚，但这时冯夫人已漂流海外了。一个虚荣的浮夸的形象跃然纸上。这里，也暗含着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对女性，特别是对漂亮女性的一以贯之的观念，类似貂蝉闭月、昭君落雁、玉环羞花、西施沉鱼&丑别濒濒颈辫;&丑别濒濒颈辫;其中常有对女性的赞美、歧视和毁谤，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男尊女卑的基本表现。因此，表面的浮夸、华贵也掩饰不住冯夫人内心的虚弱、无耻。孙方友最后狠狠的一笔：华丽的冯夫人跑了！直接剑指当时社会的纲常废弛，人伦混乱。
相比之下， 2002年的《刘昌大》却浮雕般地显现出一个勇敢的青年女性宋青霜。她28岁，未婚，又是当地大户人家的小女儿，还是个戏迷，迷恋上了武生名伶刘昌大。青霜遂说服父亲要嫁刘昌大，遭到刘昌大拒绝之后她又以未来生活的梦想相劝说服了刘昌大。青霜遂与刘昌大结婚，婚后同台演出，并恩爱一生。从此陈州舞台上多了一位名角，生活里却少了一位大家闺秀。一个女子，因爱而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因爱而对财产、社会声誉于不顾，成为一个千古佳话。
从这两个案例能看出孙方友小说所特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从中能看出中国人从过去到现在对两性（特别是女性）的定位和定性，也能体会出，孙方友的文学思维，基本出发点、起点，始终立足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上。这就是一个民族，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情感方式，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的特别的情感认知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孙方友的洋洋700多篇的《陈州笔记》 ，便是中国人、民族文化的汉字文学标本，资料库存。这也就是孙方友在三十多年的创作中，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文化的文学的宝藏。
孙方友主要生活在古陈州即今天的淮阳。古陈州应该是中华文化的最重要的起源、发生、发展的所在。古老的中原大地，山原盈视，川泽骇瞩，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千百年来，中国人在这里，发生、融汇出独有的情感方式、精神方式以及文学方式，而成为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理念和追求，成为人类社会最特别的精神文化。孙方友是幸运的，他置身在文化发祥地的核心区域，他是踩着大地下的甲骨文成长的作家，更前沿地更近距离地接受着中国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和哺育。因此他的小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文化症候，和思考的指向，也是特征突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孙方友祖祖辈辈繁衍生息于中原大地，他的呼吸，他的血液，他的生命，与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有着根本的连接，也正是这些熔铸了他的文学精神和文学表达。他是中原大地的骄子，也是中华文化的骄子。
我非常同意许多论者将孙方友的小说归纳为“新笔记小说” ，这可能是体现中国文学的比较精到的说法。中国文学，按我在三十年前读大学所形成的看法，实际上从早先至“五四”之前，主要沿着两条路线前行。一是文言系统，即文人的书面语系，主要由文人参与的，从《诗经》 《山海经》开始；另一系统主要是白话、口语系统，从“街谈巷语”“小人之说”开始，到《三国演义》 《红楼梦》 《水浒传》 《儒林外史》等等。两个系统互为交融，互为补充，而成为中国文学的洋洋大观，成就了千百年来中国文学最独特的表达。
由文人参与创作的笔记小说，是中国文学最有文字概括力、最富表现力的文学方式。现在可以总结一下说，笔记小说是把汉语推向高峰状态的文学，是富有概括力、表现力以及富有形式美感的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主显和主流，是中华民族所熟稔且热爱的文学表达。而我们现在所熟知并热衷的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也包括诗歌，一起步便脱离了我们自己的文学传统和习惯，而另起炉灶，另开局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文字表达。还有个例子也可以说明这种状态。几千年来我们是以中华民族的哲学、世界观来统领的中国古代文论、文艺批评，整合了一整套范畴与系统，并行之有效于文艺创作的实践中。而我们现在通行的文论、批评，实际上也在背弃、抛弃中国传统文论表达。这当然也是当下文论、批评日益遭遇冷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自己相信，中国作家，生活在汉语的氛围里，生活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在文学表达中，应该会自觉不自觉地接续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精神，来显示出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个性。孙方友即为明证。孙方友四卷本的《陈州笔记》和四卷本的《小镇人物》 ，以及他的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丰富的文学宝藏。当我们深入研究这些作品时，就不难发现，文学的独特性，在于坚持，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坚持自己的文学之路。孙方友的特别，就是在所谓西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坚持表现了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精神，光大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方式，因而成为了孙方友这样的文学的独特的“这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