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诗选的遗憾说开去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有关这场中华民族以血肉之躯誓死御敌的伟大战争的书籍，纷纷出版问世。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理论研究、成人读本、少儿读物……文学工作者用自己手中的笔，从新的高度和视角，借不同的文学载体，以更加真实客观的立场来回忆和再现它，以此警醒世人，教育大众。在近期出版的众多有关抗战的出版物中，有不少已经逝去的文学家的子女为自己的父辈选编出版了抗战作品集。如，臧克家先生的《高唱战歌赴疆场——臧克家抗战诗文选》 、艾青先生的《我爱这土地：艾青抗战诗集》 、姚雪垠先生的《姚雪垠抗战作品选》等等，受到读者的关注和欢迎。同时，一些出版社也及时出版了一些文学界人士选编的抗战作品汇编，比如笔者因看到一张报纸上的短消息而网购的一本抗战诗选。
从抗战时期众多诗人的诗歌作品中筛选汇集优秀者，确是一份费神费力的大工程。这本诗选中近百位诗人的多数作品，都与当时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直接关联。诗人们以不同的风格描写身处抗战中的所做、所见、所思、所感，使今天的读者领悟到此书的主旨：在认识历史的基础上，扩宽审美边界，与往昔对话，与战争、和平对话。
但是，读罢此书，笔者在受益之余心中还是有几点遗憾，不吐不快。我买此书的目的，是想阅读宣传消息中所说的“该书收录了郭沫若、臧克家、艾青、何其芳、阿垅、鲁藜、绿原等诗人的抗战诗作” ，但翻开一看，并非全部如此。如，臧克家先生是从1931年就以新诗《战神已在候着你》为开端，开始进行抗战文学创作的大诗人。他1937年底奔赴抗战前线，在正面战场坚守了近五年之久，亲身参加过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等著名战役。1942年8月才由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被迫离开。抗战期间，克家先生创作了大量包括诗歌（含多部长诗） 、通讯报道、散文随笔和小说等多种样式在内的抗战作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他冒死亲赴台儿庄大战战场所写的战地通讯报道集《津浦北线血战记》 ， 1938年5月由生活书店出版后即再版，并收入2012年三联书店80周年店庆所出的《三联经典文库》中。克家先生写于1939年4月15日的《十六岁的游击队员》被选入当时的中学国文教材。他组成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和文艺人从军部队（亦称“笔部队” ） ，长途跋涉深入前方和敌后所写的通讯报道，真实地反映了抗战实况。仅就诗歌而谈，克家先生抗战时期所写的《中原的胳膀》 、 《从军行——送珙弟入游击队》 、 《伟大的交响》 、 《兵车向前方开》 、 《古树的花朵》 （长诗）等等，都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激励民众的作用，许多人在数十年后的和平时期还记得它们的旋律。朱自清先生曾在1941年9月2日写给诗人牧野的信中，这样评价克家先生描写抗战实景的报告长诗《淮上吟》 ：“臧克家先生的《淮上吟》很不错，比喻特别新鲜有意味。 ”克家先生1949年秋为老舍先生的四幕话剧《张自忠》所写的幕前诗《诗颂张自忠》 ，当年与话剧同时上演后，报纸上都登有演出时剧与诗合璧的情况和消息。就连茅盾先生都在1944年4月将他非常喜爱的克家先生的抗战诗《柳荫下》开头的十数行写成条幅，赠送给作者本人。近些年尤其是在今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不少报刊、书籍和展览上，我们更是多次看到了克家先生的抗战历程和他的抗战文学创作。人们不会忘记这些曾为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奉献出全部力量和优秀作品的前辈。抗战文学研究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张中良先生在写于2011年的长篇论文《臧克家与正面战场》中曾指出：“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作家走向战地者为数不少，但能像臧克家这样在战区工作长达五年之久，与前线官兵结下深厚的友谊，并且创作了如此大量而全面的有关正面战场作品的作家，实不多见。 ”“他不仅是把握农村与农民脉搏的乡土诗人，也是唱出抗日将士心声的前线诗人，不仅善于咀嚼生活的苦味，而且长于吹奏时代的号角，他不单属于他所钟爱的乡土，也属于他甘于献身的国家。 ”笔者认为，这是用客观真实和与时俱进的眼光对于臧克家先生抗战历程和抗战作品的中肯评价。
然而，遗憾的是，这本抗战诗选所选的，并不是能够反映臧克家先生抗战诗歌创作的代表作，而是他的两首描写旧中国农村的诗《三代》与《鞭子》 。虽然它们的写作年代是1942年，属于抗战时期， 《三代》一诗也是被人们称为农民诗人和人民诗人的克家先生的经典之作。但是，抗战时期写的文学作品并不一定是抗战作品，同理，抗战时期写的诗并不一定全是抗战诗。而且，在两首诗作前面短短7行的对于作者的介绍中，选编者假另一位大诗人之口转述了闻一多先生和茅盾先生几句评介，（为什么不直接引用两位大师的话而要用转述来表达呢？ ）而对于克家先生在整个抗战期间的人生历程和大量的抗战诗作只字未提。这与此书的题目、主旨和那段宣传消息中所写的“该书收入了郭沫若、臧克家、艾青……等诗人的抗战诗作”是不符的。这两种做法令读者不解和困惑，进而感到这是不应有的偏颇和失当。
由此说开去，我们（笔者和身边的一些读者）和此书的选编者在&濒诲辩耻辞;什么是抗战诗歌&谤诲辩耻辞;的看法上是有分歧的。如上所述，我认为只有体现了抗战精神和具有实在的与抗战直接关联的诗歌，时间最好在1931年&濒诲辩耻辞;九一八&谤诲辩耻辞;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范围内，这样的诗歌创作才是名副其实的抗战诗作。而在抗战期间所写的与之没有关系的诗作，或是不在这个时间范围内的，都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抗战诗。譬如，这本诗选选入了一位名人写于1948年的、&濒诲辩耻辞;描写和平生活的民俗风情&谤诲辩耻辞;的诗，选入了一位作家回避抗战现实的诗&丑别濒濒颈辫;&丑别濒濒颈辫;笔者不敢苟同这样的诗作是抗战诗。因此，读者对于此书的选编标准应该是有不同看法的。此外，读罢全书对于所选诗作者的介绍，我们隐约地有一种亲疏立见之感。以上几点不能不说是读后的遗憾吧。
既然谈到选编类书籍的问题，笔者就此说点个人粗浅的看法。选编一本涵盖某段历史时期或冠以某个主题和主旨的作品汇编时，这本书能否被读者所认可，选编者本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应该是尊重和敬畏当时历史和文学史史实的最大限度公允的评判者。由于岁月的流逝，亲历某个历史时期和文学发展史的人们早已不在或逐渐远去（如抗日战争） ，因此，当代的选编者就更应该怀着一颗惴惴之心去做大量的研究、分析和筛选工作。他需要有一双独具的慧眼和一颗缜密的公心。他不应囿于个人、小团体小圈子和某个流派的局限，而应当公平地放眼于他所涉及的整个领域。无须讳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审美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爱。但，有偏爱不应有偏见、尽量客观公允、尊重历史的真实，才是选编出一本好书的前提，才能减少遗憾而令广大读者信服。最后想说的一句是，不少诗人都出版有自己的诗集，大都一目了然地选有抗战时期的佳作，大可不必费力地如此书和宣传中所讲的“大多选自旧时的报刊、剪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