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典作品与娱乐作品评价价值体系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当前一些文艺作品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存在唯市场化的倾向。文艺工作者要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保持文艺的独立价值，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些论述促使了文艺界对艺术评判标准和评价体系的重新探讨。近日，由辽宁省文联和辽宁省理论家协会举办的辽宁省文联第七届中青年文艺评论骨干读书班上，叁场专题讲座均围绕艺术的评价标准这一话题展开了探索。
如何批评炮制情感的作品
英国社会学家梅斯特罗维奇在《后情感社会》一书中提出“后情感”的概念，“后情感主义是指情感被自我和他者操纵成为柔和的、机械性的、大量生产的然而又是压抑性的快适伦理。 ”按此观点，有的艺术作品不再是启发自艺术家内心纯真的特质，而是代之以炮制情感的商业动机，以大数据调研为基础来设置作品的内容，影视行业中利用这种手段的情况最多，因为确保观众喜怒哀乐的准确发生直接与票房收入挂钩。随着科学对人类大脑的认识愈加深入，在商业营销领域出现了诸如《粉红牢房效应》的著作，揭示颜色、场所、天气、他人、文化、姓名、标签、符号能够对人造成的影响。当创作者利用对人类大脑的研究成果进行创作，批评者仍旧针对作品所传达出的情感来进行评论，这对于娱乐作品已经基本失效了。那么文艺评论该如何对由大脑机制产生的快感更有力地发声呢？
南开大学教授周志强认为，文艺批评在方法上应当转为批评产生该作品的社会背景，即作品发生的历史背景、所处的时代以及现代人的困境。这种文艺评论将作品看作是对现实生活的一则寓言，而不是反映。寓言式批评避免了对作品采取机械的生活反映论，这就需要敢于发挥想象力，周志强认为想象力批评的好处是“即便面对一部不想反映生活、对生活不思考的娱乐作品，也有能力把它看作是社会的寓言” 。因为这些作品的作者常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表达，但是社会结构构造了作者的幻想。周志强为寓言式批评方法提出三种想象力，他认为文艺批评必须把作品和历史状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品的发生一定是因为作者所处社会的焦虑和作者对内在状况的体察，而文艺的批评也应成为社会学的批评。他说，第一种想象力是哲学家本雅明提出的辩证意象的想象力，本雅明看到世界博览会不是生产力和创造力的展示，而是商品的展示，并且商品让人们进入一种幻境。这种想象力善于构建事物的反面那些看不到的内容。第二种想象力是美国保守主义学者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从渺小的细节去构建社会的图景，包含了社会对一个人内在的规定。这种理论的关键词是“焦虑” ，即什么是当下的人最基本的痛苦。周志强举出小说《蜗居》中的对白：“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大问题。人这一辈子，有许多困扰是无法解决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比房子啊、钞票啊要严重得多。 ”周志强认为，对白隐含的逻辑是宋思明作为掌控社会资源的人说出“钱不重要”这样温暖的话，隐含着社会中阶级的不平等。第三种想象力是乌托邦的想象力，敢于低头承认当下社会的问题，目的是用更好的未来取代它，即你敢不敢想象另一种生活。相反地，一些娱乐作品中的资本主义叙事诉说着历史终结了，当下是最好的，作品里的人不能通过创造更好的未来而获得生命的价值感，只能在当下的享受里实现。
经典的标准应普遍适用
艺术创作的规律属于经验范畴，它不是先验的，故而确立标准要对已经被承认是经典的作品进行统计研究而得出原理，不能为揭示搭建一种理论结构而断章取义某些作品或刻意回避某些方面，标准应能够用于继续研究其他作品，标准不能从外部横加。在设定的经典标准下，不能出现有两部经典的取向矛盾，或出现一部作品的价值体系单独成立却不能全面解释另一部作品的情况。阐释体系的愈加庞杂造成了类似于圣经故事中人类建造巴别塔而被上帝惩罚相互之间不能沟通的情况，背景各异的评论者往往看不到全面而各据一点来评论，常常出现鸡同鸭讲的情况。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姜桂华认为，艺术标准是内在于艺术作品的，它是人类艺术鉴赏力的表现。她赞同李泽厚的实践美学理论“积淀说” ，“积淀说”主张人的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这种学说是马克思所说“人化的自然”这一实践关系在美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在此共同的基础上人们可以达成共识。姜桂华认为，任何简单的抽象表达、任何单一的标准都会被找到例外，或是有与之相对立的学说，标准应该是一个不会互相排斥、多层次的集合的价值体系。对于不同学派讨论前首先阐述自己使用的框架。
经典标准如何在大众传播中确立
大众在作品评价体系中所占据的角色非常重要。接受美学主张作家创作的产物不能称为作品，而叫作本文，本文在传播中经过读者阅读之后才产生意义。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文学史是一个动态的接受史。有些作品在评判时的确存在模棱两可的价值取向，这也是因为不同评判者所参照的标准不同。大连大学教授高日晖认为，经典不是完美的，它们的价值也是各有大小，各有特色，各有局限的。高日晖引述在兹堂刊本《金瓶梅》中文龙的批注评语，认为《金瓶梅》的价值在大众面前始终是有限制的，普通读者很难抗拒其中的诱惑，尤其是对于青少年读者。是故高日晖认为， 《金瓶梅》作为学术层面经典却不具备大众层面经典的品格。 《金瓶梅》所具有的文学价值、明代社会经济的历史研究价值虽然得到广泛认可，但一直以来却始终不能与四大名著相提并论，这说明我国古代经典小说的艺术标准是在大众传播中形成的，高日晖认为，经典固然具备经典的属性，发现和认可它们却可能需要一个很艰难的过程。那么不同时代不同读者的意见之中是否可以产生共通的价值呢？高日晖认为，每一部经典都是在传播史上被大众读者共同接受和认可的，它的评论者是历代的读者。经典作品既是传承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载体，又在传承中凝聚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影响大众文化，被不同时代的大众认可的作品具有的这些共通之处就是经典的艺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