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一个青春作家的成长轨迹(霍艳)&苍产蝉辫;
聚焦文学新力量
张悦然,女,生于1982年,山东人。已出版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张悦然十爱》、长篇小说《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等。2008年起创办《鲤》书系并担任主编。曾获2008年度&濒诲辩耻辞;茅台杯&谤诲辩耻辞;人民文学奖、第五届春天文学奖等。
张悦然:一个青春作家的成长轨迹
霍 艳
谈到“80后”写作,张悦然是绕不开的一个人物,2003年起加在她头上的“美女作家”、“最富才情女作家”称号伴随她走过了10年。这10年 里,她出版了3部长篇小说、两部小说集,以及两版文集。2008年,张悦然开始主编《鲤》书系,每期选择一个既和文学相关,又侧重“80后”成长经验的话 题,进行小说、随笔、诗歌、摄影等形式的创作。这些主题的探讨和表达不局限于个人体验,也是一代人的共同经验,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从早期内心隐秘 情感的探索,到如今转向具有更广泛社会共鸣的尖锐话题,张悦然一直努力尝试转变,而主编杂志的过程,也是对她个人文学品格的一次提升。
2006年《誓鸟》出版以后,张悦然有8个短篇小说发表,鲜明地显示出一个作家自我突破的尝试。这些作品不仅保持了她语言上一贯的高水准,在意 义空间上也得到了更深入的拓展。张悦然把抽象的主题具象化,摆脱以往局限自我的创作,靠人物的复杂性呈现出主题的丰富性。这8篇小说分别为《好事近》《怪 阿姨》《七点零一分》《家》《一千零一夜》《老狼老狼几点了》《湖》《沼泽》,所对应的主题为“孤独”、“嫉妒”、“谎言”、“逃避”、“荷尔蒙”、“偶 像”、“旅馆”。
张悦然的早期作品是纯粹的情感主题,后期主题则变得具体,从情感到意象,从内心到外部世界,张悦然以较高的完成度展现了一个青春作家的成长轨迹 ——从自我感情的沉溺挣脱开来,转而关注当下个体的生存状况。这种生存情境完全是依靠鲜活的文字呈现的,张悦然的小说与主流叙事刻意保持距离,既保持了鲜 明的个人风格,又拒绝意识形态的捆绑。在她早期的创作里,为了讲好一个故事,总是会进行一些刻意的设置,使得情节变得突兀。如今,她把故事的幅度缩减,把 人物的复杂性拉长。即便是故事,她也讲得与众不同。在早前的作品里,由于对少女经验与校园经验的过度使用,张悦然的几部小说都有似曾相识的影子,其故事的 重复性因此被人诟病。而在她最近的创作中,对经验使用的节制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她丰富的阅读量,阅读提供给她的更多是生活经验的思考。
张悦然像工匠一样对语言精心雕琢 在商业化的写作背景下,她的语言具有一种想象力,与日常语言保持距离。她用词考究,修辞结构复杂,对一些词语有偏执的热爱。莫言曾说“她的文字锋利、奇 妙、简洁、时髦而且到位”,白烨则用“文字奇绝”来评价她的语言。《好事近》以后,张悦然的语言发生了变化,她不再刻意使用生僻的词语,语法结构也更合乎 规范,她的着眼点不再是个别的词语,而是整个句子和段落,小说因此有了一种节奏感,叙事也更加流畅。从细部看,她减少了形容词的使用频率,多用动词,使小 说不再靠情绪支撑,而是靠动作推进,这和之前几部作品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在一次访谈里,张悦然把同代人的创作特点总结为“形容词文学”:“我们动词萎缩得很厉害,所以我们的小说缺少了行动,更多的是一种特别空虚的描 述。大量形容词的出现,源于‘80 后’所处时代物欲的爆发。形容词文学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很主观,第二是风格可能会变得非常繁复、华丽。其实这是我们这代大多数人的风格,当然我们现在也在 抛弃和改变它。”
《好事近》接续了《誓鸟》的残酷暴虐美学 小说中的所有主人公都具有偏执型人格,文中出现了大量对经血和同性之爱的渲染,如“岩石一般的疼痛忽然被凿穿,一丝清冽的泉水涌上来。少年感觉到了甜。” “经血就是女人欲望的外溢。血有多鲜艳,欲望就有多猖獗。”“垃圾篓里的那团血污像是认识我,看到我,蜷曲的身子就缓缓地打开了,正中裹着一块褐黑的浓 血,正在怒放,正在蔓延。”这些极其私密的行为以一种平和的笔调被呈现出来,而不仅是猎奇性的观赏。
对快感的宣泄转化为对身体细微变化的关注,这正是一代人孤独的体现,他们不再关心社会和宏观,而是关注自身的微观。“孤独”成为标榜自己独特的 符号,也成为对他人的指认方式,还是中学生的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说:“别人都说你冷漠,我却一看到你,就觉得亲切。你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味。我确信,我们 是同类。”孤独不再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相反变成了“80后”的情感标记,是个人狂欢的背景。《好事近》呈现的正是对孤独感的享受,“世界豁然大亮,前 后无人,不被牵系的感觉让我非常轻松,甚至不愿意去承认,那一点点因为亲缘遁世而产生的孤独”。从害怕孤独到享受孤独,背后承载的是城市化背景下,人不断 被强化并逐渐适应的隔离感。
《老狼老狼几点了》是一则寓言化的游戏改写 小说写出了当下人对时间的疯狂追逐。平静的村庄因为老狼的一块手表发生了改变,原本没有时间观念的人们开始变得井井有条,所有人都在追赶时间的脚步,只有 孩子才能享受游戏的状态。后来,大家想要超越时间,他们调快了手表,想获取更多的时间,连小孩子也拼命地往前奔跑,时间成为埋葬欲望和希望的坟墓,钟表幻 化成一张血淋淋的大嘴,碾压过每一个人。“我”看见周围人眼神里的明亮一点点黯淡,最后,人们把门窗钉死,不让时间透进来,这样才保存下了永恒的回忆。这 种寓言的写法借鉴于美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民间故事重新被赋予了野蛮的生命力,不再是皆大欢喜的结尾,残酷的结局使寓言重新焕发了原始 的活力。
现代社会的作息是“把人逼到死角里,任由它折磨、挣扎、发疯,失去最后一点尊严”,张悦然在小说里把“时间”具象化:“它是一种病毒,在身体里 蔓延,吞噬着你的意志,将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也是从这个主题开始,张悦然把眼光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一则简单的游戏被改写为时间毁灭记忆的寓言。 在这个过程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隔膜所取代,从容被忙乱所打破,时间是一个吞噬一切的黑洞,而我们心甘情愿地投入到它的怀抱,独立性被消磨,青春也被埋 葬在时间的废墟里。这本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话题,涉及到现代性的发展,但张悦然用一则“轻”的寓言一击即中,翘起了一块我们不愿面对的石板。
《家》的主题是“逃离” 它彻底抹去了青春文学的影子,在青春写作里,情感大于意义,宣泄大于解决问题,而《家》所要探寻的却是我们生活的意义以及解决途径。裘洛、井宇和一只猫组 成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这个家庭内部是以物质来填充的,“10点钟,她来到超级市场。黑色垃圾袋(50x60cm)、男士控油清爽沐浴露,去屑洗发 水,艾草香皂,衣领清洁液,替换袋洗手液,三盒装抽取式纸巾,男士复合维生素,60瓦节能灯泡,A4打印纸,榛子曲奇饼干。12点半,独自吃完一碗猪软骨 拉面,赶去宠物商店,5公斤装挑嘴猫粮,妙鲜包10袋。”张悦然冰冷的笔触像一台摄影机,忠实地、事无巨细地描写女主人公的采购清单和日程表,体现了这个 家庭的现代品质,也这使得从前热爱伍尔芙的裘洛变成了一台自动运转的机器,生活也变成了机械操作。这个家庭具有普遍意义,它之所以靠物质填充,源于传统家 庭结构的改变——既没有婚姻的维系,也没有子女的诞生,它是一种中国新兴的家庭结构,具有不稳定的独立性。
“80后”作家由于缺乏历史感,在时间上无法纵深延展,但却在空间上游走自由,裘洛很快闯入了中产阶级空间,“欧式洋房,有那么大的私人花园, 夜晚安静得让人不觉是在人间。一屋子的古董家具,各有各的身世,比祖母还老的暗花地毯,让双脚落地都不敢用力。所有的器皿都闪闪发光,果盘里的水果美得必 须被画进维米尔的油画,再被卢浮宫收藏,她攥着酒杯的时候心想,还从来没有喝过那么晶莹的葡萄酒”,小说对更富庶空间的呈现充满了嫉妒的感情,但同时“她 在憎恶一种她渴望接近而抵达的生活”。张悦然有层次地写出了当下青年人的心理:对庸常生活的无感、对更高生活向往又憎恶的矛盾。在这种纠结的心理下,裘洛 选择了离家出走。
有趣的是,感受到这种现代家庭危机的不光是敏感的女性,男主人公井宇同样如此,他在信中对出走有一番告白,“我知道我不应该对现在生活有什么不 满。这的确是安定殷实的生活,并且肯定会越来越好,但我不能去仔细想这个‘好’到底是怎样的好。一旦去想,我立刻觉得这个‘好’毫无意义。我逃避的,可能 是比婚姻更大的东西。”为了避免重复,井宇的出走是以保姆小菊的视角呈现的。一个乡下保姆突然有机会独占这个现代家庭,反讽地审视两个现代人的选择,同时 也有机会反观自身的生活,“她在想,城市里的人,活得真是仔细又挑剔,一旦发现生活有问题,立刻就要改变。像她这样的乡下人,倒也不是缺乏改变生活的勇 气,只是日子过得迷迷糊糊,生活有问题,自己也看不见。”一旦进入了现代空间,一个浑身草味的保姆也开始对主体性进行反思,她决定断绝与老公的关系。在获 得这种勇气后,保姆小菊更奢望“登堂入室”,成为这个家真正的主人,“她快活地迷失”在这个家里,虽然在钱和自由的选择中她无法给出答案,但暂时搁置、纯 粹享受,却是小菊主动做出的选择。
张悦然在《家》里第一次如此贴近当下现实,选择了汶川地震作为两个现代人的归宿:裘洛和井宇不约而同地去往灾区,寻找自我生活的意义。这是 “80后”第一次以正面的形象记录作为历史事件的汶川地震。志愿者中,有些人是为了救人,有些人却是为了自救,但无论如何,这个群体都在小资产阶级的梦境 破碎后重新思考与大时代的关系,努力融入大时代中。融入过程中的碰撞不是张悦然想要探讨的问题,她更关心的是,如何逃离小资产阶级这个虚幻的梦境,小资产 阶级梦碎以后怎么办?
《湖》诗意地书写了“偶像”的陨落 张悦然擅用意象,在“偶像”主题下,她利用湖面的意象,既写出异国少女生活的平静与波澜,又写出一个中年偶像作家身上的褶皱。在小说中,张悦然让每个人物 的性格和心理自由地流淌出来,湖心孤岛的意象代表无法被打破的孤独和隔阂,少女对中年男作家的贴近,使得偶像光辉的外表被一层层剥落——他不过是一个不会 讲英语、脾气不好、擅于玩暧昧的中年男人。“偶像”在彼此贴近中被置换为普通人的轮廓,和朋友所仰慕的、报纸所刊介的那个人如此不同。
张悦然的创作深受外国文学影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典,张悦然有一份自己的经典书单:安吉拉·卡特的《焚舟记》、克莱尔·吉根的《南极》、塞林 格的《九故事》、爱丽丝·门罗的《逃离》、奥康纳的《好人难寻》等。通过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刊登他们的作品,张悦然不断地向经典致敬,也不断在自己作品里 汲取他们的养分,安吉拉·卡特庄重而尊贵的气质、克莱尔·吉根简洁的语言和冷峻的笔调,都在张悦然的作品里得到呈现。张悦然的写作预示着新一代作家正在形 成多元创作风格,而这已不再是“先锋”、“新写实”、“寻根”等单个词语可以命名的。
这8篇作品明显呈现了张悦然的转变,从对单一而纯粹价值观的摒弃到对多元复杂性的开凿,从对虚构梦境的着迷到对现实的主动贴近,从迷恋冷酷生僻词语到对段落节奏的把握,从宣泄到专注,张悦然的写作已经越来越具有一个成熟作家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