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农民帝国”(红孩)&苍产蝉辫;
2013年10月初,到山东开会,偶遇乡土作家刘玉堂。我兴奋地对他讲,我非常关注你的乡土小说,一直期待着与你见面呢。刘玉堂听罢满脸喜悦,他说,我听山东的王兆山、刘玉栋几个作家说,你特别喜欢我的作品,我们今天终于见面了。席间,我还告诉刘玉堂,不光我喜欢他的乡土小说,我父亲更喜欢。
刘玉堂写小说始于上世纪80年代,我看到他的小说集《最后一个生产队》,是2000年前后的事。记得那是从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石湾办公室抄来的,他的书架上常堆着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与《最后一个生产队》同时出版的还有刘玉堂的另外两本小说集。我父亲那时刚从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他得闲常邀几个戏迷唱戏或看一些文学书籍。父亲对京剧的爱好可以用酷爱来形容,只要收音机、电视里播放京剧,他都会静下来细听。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对文学和历史很有研究,想必与他爱听戏曲有关。父亲究竟懂得多少出戏,我没有统计过。我只记得,只要电视里的演员一出场亮相,才唱上几句,父亲就会告诉我哪出是《乌盆记》、《四郎探母》、《贵妃醉酒》,哪出是《霸王别姬》、《遇皇后》、《二进宫》。后来我到报社工作,有机会结识了孙毓敏、李维康、耿其昌等戏曲前辈,父亲知道后颇为我自豪。
我最早接触的乡土小说,是周立波写的《暴风骤雨》,那是80年代初从广播里的小说联播中听到的。80年代中期,广播里先后播讲了浩然的《苍生》和蒋子龙的《燕赵悲歌》,这两部小说都是中篇,虽然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可听起来同父亲一样,如醉如痴。1984年夏季,我在京郊怀柔参加了北京郊区青年作者的一个写作培训班,为我们讲课的老师就有浩然。由于时间久远,浩然老师那天究竟讲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唯一记得在讲课过程中,浩然老师突然说,你们先等会儿,我出去方便一下。说着提着裤子便急匆匆地出去了,那神情非常的自然,就像我们的父亲那样,让你觉得一点也不外道。1990年,我参加了《农民日报》文艺部搞的文学作品征文活动,我的一篇散文有幸获奖。前来为我们颁奖的嘉宾里就有浩然老师,其时还有正因写《塔铺》、《新兵连》而名噪一时的文艺部编辑刘震云。那天,我同浩然老师真正地实现了零距离接触。在与浩然老师聊天时,他对我说,在50年代,他曾经光着脚从通州走十几里地到我所居住的双桥农场,去看从苏联进口的大型康拜因拖拉机。回家后,我对父亲说,今天我见到了浩然老师,是他给我颁的奖。父亲说,你还真不简单呐!
1998年5月,我开始负责《中国文化报》的文学副刊。当时,副刊有个面对基层作者的版面,名曰&濒诲辩耻辞;绿野&谤诲辩耻辞;。我想,如果有个名家能为基层作者题词或写几句鼓励的话就好了。在北京的作家中,属刘绍棠和浩然两位老师对农村基层业余作者感情最深。可惜,刘绍棠老师已于1997年3月英年早逝。这样,我只好请浩然老师了。我知道,此时的浩然老师虽然挂着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的名分,可他的心早已经回到他的乡土&尘诲补蝉丑;&尘诲补蝉丑;河北省叁河县的&濒诲辩耻辞;泥土巢&谤诲辩耻辞;,这&濒诲辩耻辞;泥土巢&谤诲辩耻辞;与其说是浩然老师的书房名,莫不如说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我到叁河的&濒诲辩耻辞;泥土巢&谤诲辩耻辞;拜访了浩然老师,说明来意后,他二话没说,很快就写了一幅题为&濒诲辩耻辞;努力创作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优秀作品&谤诲辩耻辞;的题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2004年到2007年,报社出于经营的考虑,一度取消了文学副刊,自然,&濒诲辩耻辞;绿野&谤诲辩耻辞;版也就不存在了,
直到2008年,报社希望恢复文学副刊,把断了脉的文气找回来。这一年,我们副刊的美文、纪事、人物和&濒诲辩耻辞;文化系统作者专号&谤诲辩耻辞;(基层作者版)四个版面轮流上阵,很快就得到报社内外的好评,文化部时任副部长、着名词作家晓光,还特意代表部长做了批示,对副刊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文化部办公厅新闻阅评小组还发了专题简报,对文学副刊进行充分的肯定。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也对美文版面写了大段批示,对美文副刊给予了褒奖和希望。
1999年5月22日,我结婚的那天,浩然老师带着叁河市文联的朋友,专程到我郊区四合院的家里登门祝贺。父亲见到浩然老师很激动,不仅因为浩然老师的到来给我们一家带来很大的面子,还因为父亲一直是浩然乡土文学的铁杆粉丝啊。那天,忙碌的父亲没有时间跟浩然老师一起畅谈文学,想来该有多么的遗憾!如今,父亲和浩然老师都已经去了天堂,我相信在那个世界他们老哥俩儿一定会成为文学的知音。
再说蒋子龙老师。我对蒋子龙的知晓,是源于他的成名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而事实上,我是在听完广播小说《燕赵悲歌》后,才找到他几年前就已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阅读的。在一般读者眼里,蒋子龙是以写工业题材着称的。谁料,他写乡土题材也是那么大气、熟稔。2008年,蒋子龙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又一次震动文坛。这部小说,我是在2009年年初,从书摊上买的,买完之后我便直接交给身患重病的父亲,我对父亲说,您身体不好,尽量少出门,有时间看看这部长篇小说吧。父亲看了看书的封面,一看是蒋子龙写的《农民帝国》,脸上当即露出了难得的兴奋,说他一定要好好看看。
父亲看《农民帝国》时,身体还算硬朗,虽然看了将近一个月,可他却得到了人生的最大满足。在这期间,我和父亲结合这本书,围绕叁农问题还进行了几次讨论。我对父亲说,从上世纪60年代做村干部,一直到您退居二线,一共干了38年,连村里的大喇叭都舍不得您。您想啊,您往话筒前一站,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那是何等风光的事啊!父亲说,比起村里同他年纪相当的人,他感到人生很知足,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这30年,他亲眼目睹了农民们是怎样一步步脱贫致富的,他为乡亲们能过上新农村的好生活而感到自豪。同时,他对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诸如土地的被荒废他用,农村干部的管理缺乏制度保证,等等,也心存忧虑。我说,这些问题中央会考虑的,您还是踏实养病吧。
2009年12月14日,父亲带着他对乡土和亲人的热爱,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知道,在他的心中,其实也早就完成了一部属于他自己的《农民帝国》。父亲热爱中国戏曲,热爱文学,他有良好的文笔,根据经历他完全可以为自己、为乡亲们写一部乡土文学作品。可父亲终究没有写,他是在有意把这个重任留给他的儿子吗?我不得而知。父亲走后,我陆续写了一组乡土题材的散文和小说,特别是发表在《岁月》、《黄河文学》杂志上的小说《大先生》、《传达室》等,还被《小说选刊》和《新华文摘》转载。很多读者看后,都说乡土气息浓郁。我想,父亲要是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我感到高兴的。
2010年夏季,我和蒋子龙等作家应邀到广州番禺采风。在大巴车上,我与蒋子龙老师邻座。因为是多年的忘年交,我们在一阵闲谈之后,很自然谈到他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对于《农民帝国》最终没能获得茅盾文学奖,蒋子龙老师当然是充满遗憾的。我说,这不是您的遗憾,而是中国乡土文学中国农民的遗憾。在汽车的颠簸中,我给蒋老师讲了我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日子,是由一部《农民帝国》陪伴他的。我代表我父亲真心地感谢他。如果没有这本书,父亲的生命说不定会提前结束的。听我讲完父亲是如何喜爱《农民帝国》这部小说的情形后,蒋子龙老师眼含热泪地对我说,你讲的故事很感动我,我可以自豪地说,这部书即使没获奖,但为了你父亲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也值了。
蒋老师的话让我心潮起伏,我的嗓子感到咸咸的。是的,蒋子龙老师的写作值了。我真的好感谢他,他帮助我为父亲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尽管父亲去世的年龄算不得高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