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非虚构的叙述(贺绍俊)&苍产蝉辫;
我欣赏阿来《瞻对》的叙述,而且我正是要从他的叙述入手,来证明这部作品的发表和出版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它促使我们再一次认真思考纪实文学的文体问题。
非虚构是这几年流行起来的说法,其实就是应对着纪实文学。但为什么放着我们早已习惯了的纪实文学不用,非要用一个非虚构呢?难道仅仅是喜新厌旧 吗?我以为不完全是,这里也许还包含着人们对纪实文学现状的不满。纪实文学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纪实,很多纪实文学作品写得像小说,很多纪实文学作家以小说笔 法来写纪实文学。所以人们要提倡“非虚构”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提醒纪实文学作家,纪实文学的根本原则就是非虚构,非虚构也就是不虚构。一旦虚构,你就把 纪实文学写成了小说。非虚构是套在纪实文学作家头上的紧箍咒。但很多纪实文学作家不愿意戴上这个紧箍咒。他们的理由很充分,纪实文学可以合理想象,中国的 史著就有这样的传统,他们举出司马迁写《史记》作为最有力的例子。《史记》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叙述传统,我们的纪实文学也大大发扬了这一传统,从而使纪实文 学的叙述空间更加开阔。但《史记》的传统也包含着坏的因素,我们在继承时却不加辨识,甚至还将其当成祖传的宝物,这就带来了纪实文学根除不了的恶果,即对 虚构的容忍和纵容。我们决不应该以《史记》里有什么我们就可以有什么作为允许虚构在纪实文学中存在的理由。因为今天和古代的文化环境迥异,古代的历史观、 世界观特别是对历史的界定,与今天的现代历史观有很大的区别。古代,特别是先秦及两汉时期,在人们的观念中,真实的事实和传说、神话往往都被混在一起,并 不作严格的区分。我以为,《史记》中那些生动的历史细节,并不完全是司马迁凭空面壁虚构出来的,多半是口口相传的传说,司马迁广泛采撷到这些传说,并作为 信史写进了《史记》,我甚至愿意把司马迁视为一位善于开展田野调查的学者。因此今天的作家,有资讯如此发达的条件,就不应该以司马迁为借口,为自己在纪实 文学写作中的投机取巧辩护。纪实文学界在不断地讨论要不要想象,如何区分想象与虚构的界限,讨论来讨论去也解决不了纪实文学失真的问题。因为说到底,这并 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涉及纪实文学本质的伦理问题。也就是说,纪实文学作家应该把拒绝虚构作为写作的伦理标准。所以对于纪实 文学中的虚构,或者说纪实文学中的小说笔法,我们应该采取零容忍,应该进行一票否决。
难道零容忍、一票否决,就不能写出好看的纪实文学了吗?阿来通过这部作品响亮地回答道:能!我以为这就是阿来这部作品的意义所在。
作品是以一个川属藏民的居住地瞻对在近200年间的变迁为主要内容,充满了传奇性,阿来是一个出色的小说家,他写的这个题材又太有想象的余地 了。但阿来并没有因其传奇性就滥用小说的叙述,他完全控制住了自己的小说思维,完全依靠着史料以及民间采访到的历史传说,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他的 叙述条分缕析,引人入胜。比如作品一开始从1744年发生在川藏大道上的一桩抢劫案说起,正是这桩抢劫案引发了后来不间断的战争。他极其清晰地呈现出战争 的起承转合,跌宕起伏,但他做到这一点根本就没有靠虚构,他不写乾隆皇帝如何龙颜大怒,也不写瞻对土司班滚如何负隅顽抗,而是依凭着皇帝圣旨和官员奏折之 间的往来,把这场战争讲解得头头是道。而且,没有那种所谓的合理想象,阿来的叙述同样能够传达出人物的神采,这同样也是靠他对史料的重新组织及评析。如写 赵尔丰,他甚至还说:“我一直想知道赵尔丰是个什么样的形象,但存世的文字中却很少有他形象的直接描述”。阿来并没有因为史料的缺乏就去“合理想象”一个 赵尔丰的形象,而是将有限的史料综合起来,细加分析。如有则材料说他在战事最为紧张危急时,头发一夜之间全数变白了,凸显了一个效忠尽责的老臣形象。如有 则材料说他朔风凛冽时“戎装坐马上”,阿来又查阅史料知道此时的赵尔丰已60多岁,便说“矫健如此,其形象跃然纸上”。赵尔丰临刑前留下了一张照片,可惜 这张照片模糊不清,阿来也没有以妙笔生花的方式来“还原”赵尔丰当时的神情,只是说从这张模糊不清的照片中“可以看出他的表情并不惊恐,却显出无奈与苍 凉”。
我在这里强调阿来的叙述是地道的非虚构叙述,而且证明非虚构叙述同样可以写得引人入胜。这首先当然是一个技巧问题。阿来的文学功底,特别是他对 于故事深层结构的谋划,显然是他叙述成功的关键。这也说明纪实文学的文学性是多方面的,但就是与虚构无关。最后,要说说的是,叙述最终是为思想服务的。纪 实文学的灵魂还在作家的思想。一部书写历史的纪实作品,重要的还不在于重现历史,而在于重新认识历史。就像阿来为什么要写两百年来一个川属藏民居住地的变 迁,是因为他要破除“过去读二手书被灌输的错误印象”。他对历史的重新认识,不仅值得我们深思,而且很有现实感。如他从瞻对传奇中“看中国历史,于国计民 生都有利的改革,总是不能在最容易实行时进行”,为什么?他得出结论:“原因无非是官僚机构的怠惰,和利益集团的反对”。这简直就不像在说历史。特别是他 对于文化之化的思考,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共和”的背景下如何去处理文明与野蛮的冲突,都是这部作品的魂。古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认为治史需要史才、史 学和史识三长。阿来的这部作品是三长齐备,从他的叙述看出他的史才,从详细史料的运用自如看出他的史学,而他对历史独到和清醒的认识看出他的史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