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睁了眼看现实(陈晓明)&苍产蝉辫;
1925年,鲁迅写下一则短文《论睁了眼看》。先生说:&濒诲辩耻辞;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尘诲补蝉丑;&尘诲补蝉丑;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谤诲辩耻辞;70多年后,也就是1998年,他的浙江同乡余华谈起自己重读鲁迅的感受,结论是&濒诲辩耻辞;鲁迅是伟大的作家&谤诲辩耻辞;。余华认为,&濒诲辩耻辞;我读鲁迅读得太晚了&谤诲辩耻辞;,但是&濒诲辩耻辞;他仍然会对我今后的生活、阅读和写作产生影响,我觉得他时刻都会在情感上和思想上支持我&谤诲辩耻辞;。(参见余华《&濒诲辩耻辞;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谤诲辩耻辞;》)
那时,余华已经出版了《活着》和《许叁官卖血记》。是年,《活着》已经卖出了8万册,《许叁官卖血记》正在走俏。余华显然是从转向现实的创作中看到了自己创作的广阔前景,此时读鲁迅当然有可能更加坚定了自己转向现实的信念。然十年磨剑,2005年余华出版长篇小说《兄弟》,以写实性笔法表现现实,读者与批评界却毁誉参半。2013年,余华出版《第七天》,对中国当今现实的表现更加直接尖锐,但读者似乎并不齐声叫好,而是发出更多的质疑声:如此把新闻里的现实热点事件汇集在一起,余华的小说艺术究竟体现在何处?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余华是先锋派,那时的先锋派之所以引起部分批评家的关注,并给予高度评价,根源在于中国80年代后期文学面临深刻的变革:一方面,深受苏俄影响的现实主义的文学规范失效;另一方面,欧美现代派大量作品及思潮涌进中国文坛。先锋派注重形式和语言的手法风格,无疑提升了中国小说的艺术表现力。余华那时单刀直入,并不在乎什么历史或现实,他只想面对文学说话,只想表达他的文学感受。
其实那时正有一批人,马原、残雪、苏童、格非、孙甘露、北村,他们在莫言和贾平凹的身后要发动他们自己的革命。他们确实没有知青一代人的创伤记忆,也没有莫言、贾平凹那样的乡村经验,这两拨人其实都有现实感,但余华这批人没有。那时的他们只有文学感,那时的文学感强大到可以穿透现实,可以拆解现实。
看看余华在1987年发表的《一九八六年》,其故事讲述了&濒诲辩耻辞;文革&谤诲辩耻辞;后一对母女为了眼下新组建家庭的平静,她们没有认领街上游荡的疯子亲人。&濒诲辩耻辞;历史教师&谤诲辩耻辞;这个颇具匠心的象征,可以见出当年27岁的余华写作的才情有多高。已经变成疯子的&濒诲辩耻辞;历史教师&谤诲辩耻辞;不断在自己身上重演刑罚,一刀刀砍下去,目的是唤醒自己的记忆。历史的记忆是如此难以唤醒,它本来是需要良知和勇气,但在这里却变成疯子需要用刀用力砍切自己的身体。身体的极度伤痛才能唤起他疯掉以前的记忆,也就是在他几乎接近真相时,他把自己的身体也摧毁得差不多了,在早晨阳光升起的时刻,疯子死去了。疯子无人认领,但是生活归于平静。人们从其他疯子身边走过,仿佛与己无关。
那个时期的余华对历史现实无疑有他的独到而深刻的表现,令人惊异的是,他刻意在叙述和对人性以及对人物的精神心理状态方面下功夫,但触碰到历史与现实一点都不浅显,几乎是令人震惊。可以直接说,历史、现实以及人性,只是他叙述的副产物,但却并不简陋。这究竟是因为文学的形式探索是人们期待已久的变革,它足以携带强大的穿透力瓦解旧有的既定的对于历史、现实与人性的表达;还是说新的艺术形式有能力展现出生活世界的另一侧面,新的艺术形式发现了历史和现实。如果此说成立,也依然要看到是时代期待文学变革的历史语境在起作用,这样的语境一旦崩塌(事实上在90年代初就崩塌了),文学的形式变革的冲击力就被严重削减,甚至显得不合时宜。上世纪90年代初,先锋派这种说法已经显得不合时宜,这不是先锋派的过错,是时势使然,是世风日下,是机会主义盛行。
多年过去了,余华二度出版新作。一次是隐蔽了十年之久出版厚重的《兄弟》,又一次是隐匿七八年之后出版简练的《第七天》,这两部作品都有他睁开眼看现实的惊奇感受。余华此番以如此精练的小说形式来表现当今现实,他几乎直接就要握住现实本质,并且很自信地就要揭示出现实的真相。但是,余华呈现现实的方式还是受到诸多质疑。实际上,这部小说的叙述艺术简洁、清晰、准确,汉语小说少有能做到这么干净利落的,因为他太急于睁开眼看现实,也是太相信现实的能量,现实被呈现为一连串的赤裸裸的事实。这使得小说的叙述艺术并没有全部协调贯彻:在接近现实的进程中,它的叙述是富有艺术才情的;在呈现现实的时候,他就干脆和现实直接等同起来。像余华这样曾经富有形式感的作家,现在更愿意相信直接表现现实就能让小说产生力量&尘诲补蝉丑;&尘诲补蝉丑;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睁着眼看现实,既是一种渴望,又是一个文学的难题。
固然,鲁迅多年前就说要&濒诲辩耻辞;睁了眼看&谤诲辩耻辞;,对于当今中国文学来说,无疑还是要睁了眼看。余华作出的努力不管其方式完美与否,其方向无疑有可贵之处。睁着&濒诲辩耻辞;文学的眼&谤诲辩耻辞;发现现实&尘诲补蝉丑;&尘诲补蝉丑;这是当今汉语文学的难题,也是汉语文学再次更新的契机。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