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与“纯洁的精神”——史铁生先生周年祭&苍产蝉辫;
得知史铁生去世时，我先是心中一阵锥痛，继而是一片苍凉与忧伤，感到精神者的离去，伤的是每一个想让生命活出意义的人，因而有普世之悲。
因为我们是本家，相见的时候，有本然的亲情味道。他曾说，没想到你凸凹原来也是史姓，或许我们是一个始祖，或许你就是我早年丢失的一个兄弟。我说，是的，因为我跟你有感应，你在文坛上一发声，我在京西就打喷嚏。我是说，我太痴迷他的文字，每一读到，会心与共鸣处是多的，对他有几分敬重与崇拜。他说，你等我，我要到京西去寻根问祖。
竟等来他的不待之音，于是，我为什么不痛？
那个时候，我想到了当代中国文学曾发生的一场对于“重振人文精神”、“捍卫纯洁的精神”的“论战”。铁生是其中的一个主角，我想，悲痛之后，来一番梳理，是对他最好的纪念了——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出现了不可讳言的深刻的价值危机，市场和消费激发了人们的物欲，精神价值被空前消解，“经济功利主义”左右了人们的现实生活。感于这种精神迫压，湖南的韩少功、山东的张炜发出了“反抗”的声音，提出“重振人文精神”的主张，提醒人们，要在警惕“政治功利主义”的同时，更要警惕“经济功利主义”。北京的张承志和史铁生做出了积极呼应，且以更激烈的姿态，就理想、道德、灵魂、信仰、价值、良知、崇高、纯洁等人文精神的构成元素进行了迫切的拷问。张承志甚至把这种“反抗”上升到宗教层面，发出“以笔为旗”，捍卫“纯洁的精神”的呐喊，且以《心灵史》的系统建构支撑自己的主张。史铁生则以沉潜的态度，写出了《我与地坛》等意蕴更为深远的篇什，引人瞩目。
与张承志不同，史铁生从为“重振人文精神”而战转场到探究“在困厄中的升华”，不间断地就人生的根本问题，诸如生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肉体与精神(灵魂)进行思考，并解答“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生命的意义，且得出“我”的结论。或者说，他以“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去发现生命的根本处境，发现生命的种种状态，从而探究一个人类亘古不变的话题：我们心灵的前途和我们生命的终极价值终归是什么？其中《病隙碎笔》是他的代表性作品，表现出生的智慧和存在的安详，文字所至，都是“灵魂的声音”。
那场论战，留下了大量的思想文献，但尘埃落定之后，再翻检那时的文字，感到有太多的烟火气，许多不过是呈现了一种反抗的“姿态”，文学上的贡献是可存疑的。而史铁生则不同，他的文字有永恒的质地，因为他从对外部的反抗，转场到对内心的拷问，使他的写作和生命同构在一起，笔下结晶，是生命的魅力、信仰的要义、精神的奥秘、人性的瑰丽，均关乎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史铁生或许是上世纪那场论说的最终的一个成果，把他作为“纯洁的精神”的最纯粹、最彻底的捍卫者来看待，是不为过的。
史铁生说过，文学就是了解自己，就是解决写作者自己的问题。他的问题，就是如何从生的困厄中突围，找到生存之上的生命自由。二十多年来，他对生命进行了循环反复的探究、思考、咀嚼和叩问，一如圣徒踽踽独行于漫漫天路，终于跨过窄门，见到了天光。那就是他用自己的苦难有力地验证了一个人生的基本伦理，即：人之困，非困于身，而是困于心。
《圣经》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何兆武依此衍发说，可见“福”的内涵是一种道义的，而非物质的东西。因此，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的拷问与扬弃，是一种“dunch leiden freude(经历苦难之后的欢欣)”。
据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生命残损的史铁生，在经历了比常人更大的生活磨难之后，反而呈现出连健康人都很难具有的纯净、从容与淡定。因为他在对生命意义的不断追慕中，“日高日远”，进入了心地通透、自足自适的人生境界。即：自身和谐，我即宇宙。与张承志的“悲苦”、“激愤”相比，史铁生进入了伸展自由的心灵福地，他温厚慈悲，身上有佛光。
而对生命意义的“追慕”，是人类共同的本欲与取向，所以史铁生的“我”，便有了“大我”的本质。用萨特的话说，“我即人人，我就是所有人，也是任何人。”这时的史铁生已是众人之属——人们可以没有成本地享受他所达到的生命深度、精神高度，在荒谬中清正，在虚寒中温暖，获得生的信念和心灵的安妥。人们说他是“文化英雄”，其道理就在这里。
或可以说，史铁生是个福德两全的人。他在不断寻找意义中得到了自我的生命幸福，也把心灵的福音，传递给了别人，成就了一份身后的功德。他本身就是“纯净的精神”，让苟且者惭愧，让欺世者不得活！（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