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衷的敬意及其他——怀念朱寨先生&苍产蝉辫;
3月7日下午六时许，接所里同事短信说“朱寨先生刚走”。我将信将疑，即刻回电询问了朱寨先生的孙女朱迪，她说“爷爷五点多走了，家里人正在医院料理后事。”虽已证实朱寨先生确已仙逝，但我在心底里，还是情有不愿，心有不甘，一时难以相信这竟是真的。
朱寨先生不大愿意人们把他称作“先生”，与他较为亲近的同事与同行都理解他的意思，通常以老朱称呼他，我们这些晚辈后生不好直呼老朱，就变通一下，称他为朱老。
朱老自罹患胃癌之后，身体状况一直每况愈下。去年年初，他出版了自己的回忆文集《记忆依然炽热——师恩友情铭记》。这本书从作者的中学时代写起，包括了延安鲁艺、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新时期，一直到2010年，时间跨度是73年；写到的人与事，从领袖到领导，从老师到同学、同事，涉及了各个文化阶层。作品的主线，是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怀抱理想、超越自我、求真务实，献身事业的不懈追求，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对师恩友情的铭怀与感恩。我和所里商定，趁他身体还行的时候，为他的这本书组织一个小型研讨会。时间定在2011年3月11日，这一天正好是他89岁生日。邀请与会的，多是所里当代文学研究室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新老同事与同行，还有他带过的一些学生。原想有几个人作主要发言，接下来就随便谈谈。孰料会开起来之后，大家争先恐后地竟相发言，话题就从书里谈到书外，为文谈到为人，包括他坚守文学理论批评数十年笔耕不辍，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呕心沥血，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发展尽心竭力，以及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重要关头的仗义执言，等等。研讨会开出了特别的气氛，特别的情意和特别的收益。研讨会的最后请朱老收尾，身体已很虚弱的他，打起精神讲了近半个小时。除了简单回忆自己经历中难忘的人和事，他特别向大家表示歉意式的感谢，表示自己的一本小书，把都是忙人的大家打扰了，很过意不去，但很感欣慰的是，因他的这本书，大家又有一个由头再次相聚。依然故我地低调，一如既往地谦虚。
那次会上的朱老，已明显地瘦削了很多，体力与气力都较为羸弱。而自那次会之后，朱老的身体状况更是越来越不好了。碰见同在所里工作的朱老的邻居毛晓平和朱老的孙女朱迪，常会询问朱老的身体近况，得到的信息也都是：已难以在院子里散步遛弯了，只能在屋里勉强走走；过段时间又说：下地走路已很吃力，时起时卧常在床上歇息。春节前夕，朱老托毛晓平带来他花费不少功夫新写的一篇怀念钱锺书与杨绛夫妇的文章，文章是用一张张小纸条拼贴而成的，贴了好几张稿纸。看得出来，他是在精力和体力都还允许的情况下，一点一点地写出来，断断续续地完成的。文章除了追忆与钱锺书、杨绛的早年交往外，主要评说了他们为人的淡泊名利和治学严谨。此文我稍作订正之后，在2月2日的《北京日报》以《奇峰对峙的并蒂莲》为题率先刊出。
去年以来，时常犯病的朱老本就需要住进医院精心治疗和细心看护，但却一直住不进医院去。他因1958年由中宣部调到了社科院，只是一个研究员，1986年离休时，才给了个局级待遇。高干病房需要副部级级别，他够不上；一般病房需要住院的人满为患，他又排不上队。于是，就只好时而去医院打打吊针，时而就在家里自己扛着，直到今年一月底，病得实在不行了，送进协和医院，却被搁在观察室里，进不了正式的病房。后来家人托了各种关系，才转到隆福医院住进了病房，但那也是叁人一间的大病房，中间只有布帘简单相隔。
我在2月底去隆福医院看过朱老一次，那时的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他看见是我，先说《北京日报》的文章看到了，很高兴；又嘱咐我，要把刊有蔡葵夫人邹士明文章的《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寄给蔡葵，我说年前已寄了。他听后微微点了点头。看到旁边的病人大呼小叫，医护人员和病人亲属等来回穿梭，我感叹道：这么嘈杂的环境，怎么能安心养病？听见我的话，他睁开眼睛反倒安慰起我来，说你不知道，这已经比在协和医院时住在观察室里好多了。我问旁边的护士和护工，你们知道你们护理的老先生是什么人吗？他们都说不知道，只知道是有文化的老头，人很坚强，有时也幽默，我便向他们简要地介绍了朱老的身份与经历，说他是社科院资格最老、成就最大的研究员；说他是延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的老干部，说他曾经给刘少奇、周恩来送过信，说他解放前就当过县大队指导员、县委书记，说他在中宣部工作时跟江青同事过，等等。我越讲他们越茫然，护工不解地询问：这么重要的老干部怎么住到我们这里来了？我只好又说，因为他行政级别没有上去，好的医院住不进去。朱老听见了我说的话，眼睛半睁半闭地轻声感叹道：“高干太多了，……都是官本位”。我突然想起朱老去年新出的《记忆依然炽热》可以送他们一看，可以从中了解一下朱老的经历，增加一些敬仰之情，也许就会把医护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3月5日我又去隆福医院，送给医生和护工《记忆依然炽热》。但这次再去，朱老已经大不如前，几乎已神志不清，腿也肿得厉害。护工告诉我，朱老常常说胡话，躺在床上硬说自己掉在地上了，已不能动身还要求自己去上厕所。听着护工的话，看着与病魔作最后斗争的朱老，我在内心深处生发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来。对于弥留之际的朱老，我满怀深深的崇敬之意，敬仰他的无欲无求，敬佩他的忍辱负重；但对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没有住进更好的医院，并得到更好的医疗护理，我满怀一种莫名的愤懑。
朱老去了，这个从15岁就参加革命，从事革命文艺工作70多年的文艺功臣，却因不够一定的级别，有病住不进医院，得不到应有的护理，他走得多么无奈、无助、又无告？这种堪称无常的遭际，这样的咄咄怪事，难道不值得我们引以为训，难道不需要我们深加检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