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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而当代文学近30年来经历的一系列剧烈又巨大的演变，也深刻影响了军事文学的发展与面貌，并使军事文学置身于全新的环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正是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对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1年10月)，中央军委也下发了《对于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意见》(2012年1月)。这两个相互衔接的《决定》与《意见》，为发展包括军事文学在内的当代先进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决策与根本的指导思想。

　　因此，认真学习中共中央的《决定》与中央军委的《意见》，结合军事文学的历史与现实，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看清现状，弄清问题，就是繁荣和发展军事文学的重要前提。

　　在什么角度上认识军事文学

　　中央军委《对于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意见》中指出：“先进军事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军队在长期奋斗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体现我军性质宗旨、职能任务、历史传统的文化形态，是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和滋养官兵的精神沃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对于军事文化的高度评价与准确定位，当然也包含了军事文学在内。因此，对于军事文学，也可作如是观。

　　军事文学出自军队，影响全民，立足军旅，辐射全国，它不仅是新中国文学的主要支柱之一，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构成。在战争年代，军事文学以其独特的精神品格和艺术性能，发挥着“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在和平年代，军事文学在主要反映军营现实，讴歌英雄主义的同时，对于全体军民和成长中的青少年，依然起着革命传统教育和国防教育的巨大作用。

　　近年来，文学在内外因素与多重力量的推动下，前所未有地走向了人们长期以来所热切期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但无可讳言的是，在多样和多元中，在丰繁与丰沛中，精品力作还不够多，鲜见有较强思想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的文学，这正需要卓具正面价值力量的军事文学的倾力发展，强力支撑，并在其中凸显其主导性的作用。因此，繁荣和发展军事文学，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发展的自身需要，也是国家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切实需要。

　　我以为，在对于军事文学的认识上，我们既要走出那种只在描写领域与写作题材上加以认知的类型化观念，也要走出那种仅仅限于军事领域与军队自身去看待的行业化观念。在军事文学的认知上，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大军事文学观，也就是从社会全局的角度去认识，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去看待，把它看成是民族和国家的先进文化与核心文学天然构成与主干部分。这样去认识军事文学，才不会把它只当做一种题材类型和写作领域，才会不囿于军事与军队本身，才会高屋建瓴与秉要执本地去把握军事文学的要义。

　　军事文学的辉煌历史与巨大作用

　　我们的军事文学始终与我们的军队工作紧密联系，因此也可以说，自从有了人民军队，就随之诞生了军事文学。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曾明确指出，我们“有文武两条战线”，有“手里拿枪的军队”，还有“文化的军队”。在同时期的《文艺工作要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报告中，他特别指出：“在十年内战时期，也就是在红军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一点文艺，比如写一写小说，搞个剧团，那是比较普遍的，比如也有歌咏，有宣传画，漫画。”(《毛泽东文艺论集》第86页)党之所以十分重视军队建设中文学和艺术，是因为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遍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就不能进行，不能胜利”。

　　正因为党的领袖对于军队文艺工作有着清醒的认识与高度的重视，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把文学艺术的建设作为整个军队工作和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纳入军队体制之内，而且常抓不懈，这使得军事文学在各类文艺人才的培养与储备上，在“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广大群众”上，以及以独特的军事文学内核构建当代文学的基础上，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创造了历史的辉煌。

　　即从抗战到解放战争来看，这一时期的军队文艺工作就为新中国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出发，适时而大量地提供了各类专门的文艺人才。抗战时期，延安的留守兵团部队艺术学校，为陕甘宁和晋西北的前线部队培养了600多名文艺骨干，后来成为“山药蛋派”代表作家的马烽、西戎、胡正和孙谦，都曾是这所部队艺校的学员，并由此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民主联军在佳木斯创办的东北部队艺术学校，第四野战军在武汉开办的中南部队艺术学校，先后培养了数千名部队文艺骨干。据有关资料统计，截止1949年7月，在部队从事文艺工作，包括创作和演出的约有近3万人。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于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共有与会代表824人，以部队代表为主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几大解放区的代表达到499人，占了第一次文代会代表的多数。这些来自部队的文艺人才，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文艺领域最为基本又最具活力的主力军。

　　因为军事文学工作者经受过一定的战火锻炼，有着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出自他们之手的文艺作品，往往在“出于生活，高于生活”上独具艺术魅力，深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以吴强的《红日》，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志的《敌后武工队》，杨朔的《叁千里江山》等为代表的战争题材小说，在17年间成为与农村题材小说并立的两座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并使整体的文艺呈现出“强烈的革命性与战斗性”的新风貌。

　　军事文艺立足军队，影响全国，在小说创作之外，还有期刊创办、图书出版与音乐文学等。1951年6月创建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同年同月又推出综合性军旅文学杂志《解放军文艺》，数十年来扶持、联系和团结了一大批军旅文学作者与读者，成为当代文学杂志中的着名品牌；1958年，该出版社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30周年之际，推出了大型革命历史纪实丛书《星火燎原》第一辑，之后又出版“未刊稿”10卷，迄今已成为亲历者回顾与记述革命斗争的第一手资料与重要文献。1960年创办解放军艺术学院，是军事文学与艺术教育正规化、专业化的重要标志，这个以培养部队高级文艺人才为宗旨的学院，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军队文艺家的摇篮”。1964年，由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执笔作词，晨耕、生茂、唐柯、遇秋等作曲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问世，这组洋溢着英雄主义激情与浪漫主义情怀的套曲，作为红色音乐的典范之作，已教育了千千万万的受众，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这些产物与作品，不仅作为军事文艺的结晶，代表了军事文艺的时代水准，而且也作为当代文艺的经典，标示着当代文学的时代高度。

　　发展与现状中的得与失

　　当代文学中的军事文学，在两个时期发展得最好，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时期，一个是“文革”后的新时期，这样两个时期的长足发展，也奠定了当代军事文学的基本格局。

　　17年时期的军事文艺，可以说是队伍雄壮，人才济济，全面建设，多点开花。当时的军事文艺，从指导思想到组织架构，都上下有序，体系完整，总政治部设有专门主管部队文化与文艺工作的文化部，各大军区除设有同等职能的文化部门外，还以创作室为机构，以刊物为平台，形成各具特色的军旅创作群体，如冯牧领衔的昆明军区作家群，胡石言领衔的南京军区作家群等。还有一些先后转调地方的文艺家，虽然人已离开部队，但写作仍以部队生活为主，成为转业不转型的编外军旅作家，如吴强、茹志娟、峻青、刘真、管桦、徐光耀、刘流、雪克、曲波等。这批有志于军事题材创作的军内外作家的倾力投入与遥相呼应，使得17年间的军旅文学一直长盛不衰，并从小说到电影，涌现出一大批光耀文坛的精品力作。

　　新时期以来的军事文学，是在17年的基础上继往开来的又一个繁盛时期。这个时期在文学上既表现为老的军旅作家的“劫后”复出，又表现为新的军旅作家的“破土”而出。与17年不同的是，老中青作家均以中短篇小说创作为主，并在多个方面取得突破性成绩，如邓友梅、徐怀中等老作家的创作，朱苏进、李存葆、莫言、雷铎、韩静霆等中青年作家的作品等。尤为引人瞩目的，是1978年恢复建校的解放军艺术学院，于1984年开办文学系并招收首届学员，李存葆、莫言、宋学武、钱纲、李荃、张波、刘毅然、朱向前等崭露头角的35位新秀，从基层部队进入学院学习，经过两年的打造，成为军旅文学的中坚力量。学院还培养出朱苏进、庞天舒、王海鸰、徐贵祥、石钟山、李西岳、柳建伟等文学新秀，均成为当代文坛的实力派作家，他们各有千秋的创作追求，使军旅文学呈现出前所少有的繁盛景象。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的环境氛围发生了巨大的变异，娱乐化、产业化、传媒化、网络化的联袂而来和相互交织，使得文学的生存更为复杂化，文学的发展更具挑战性。而这个时候的军事文学，自身进取的势头有一定的减敛，又受到流行文学与文化的覆盖与遮蔽，在文坛内外的作用与影响，较之17年时期和新时期，不仅有所萎缩，而且基本处于守势状态。如果从军事文学自身来找原因，我以为在近年来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些似乎是倾向性的问题，很值得加以注意。

　　新时期以来，军事文学在得到前所少有的多样化与专业化发展的同时，在关注与研究方面，似乎有走向精英化的嫌疑。人们对那些探索性的更为首肯，对那些先锋性的更为推崇，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军事文学还应有的大众化属性与普及性职能，同时对于已经成名的知名作家聚焦更多，对于那些正在成长的文学新人关注不够，还有就是有一些造诣较高，创作旺盛的重量级军旅作家，把较多的精力与心力用于影视创作，不少人的身份已从小说家变身为剧作家，这种趋同也趋利的选择取向，使得军旅小说创作既人才分流，又实力减弱。

　　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任何一种文学与写作的兴盛都在于其作者队伍构成的数量与质量，以及背后的体制机制与组织工作，军事文学也不例外。现在无论是与军事文学辉煌的过去相比，还是与地方文学的丰繁现状相比，当下的军事文学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我看来，问题有出自于队伍方面的，也有出自体制方面的。

　　其一，新的文学代际的衔接明显跟不上形势，赶不上需要。现在的地方文坛，尤其是新兴的青春文学、网络文学，“80后”作者不断涌现，“90后”作者也浮出水面，这样的两个青春文学代际的联袂而来，使新兴板块的文学在缭乱中充满生气，而他们中的一些作者，也经由靠近传统文学和加入各级作协，成为文学创作队伍后起的生力军。但比较军事文学领域，“80后”属于凤毛麟角，“90后”更是难见身影。这从发展上看，是落后于地方文坛与行业文学的，如果现在不抓紧发现和培养新人，代际衔接出现明显的断层，再过几年将会更加青黄不接，并很难予以弥补，使军事文学的持续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加大发现、培养和扶持文学新人的力度，结合新的文学现实和运用各种手段使之尽快成长和成才，实在是迫在眉睫的急务。

　　其二，批评与研究的状况既后继乏人，又滞后于创作。军事文学在新时期的极大兴盛，既与创作丰繁有关，也与批评活跃有关。那两个时期的军事文学与创作上的锐意十足相对应，有一个在批评上充满朝气的中青年群体，这使军事文学的发展得以立足于创作与批评的双轮驱动。而这些年，随着军事文学批评工作者中一些人的退隐、一些人的转行与转向，群体的模样已不复存在，新的批评人才也较少涌现，军旅文学批评呈现出来的，多是单枪匹马的个人化状态。另外，军旅文学与过去相比，也以向网络文学、影视文学的延伸，表现出大众化、通俗化，乃至娱乐化的形态，而这样一些影响甚大的军旅文学新现象与新倾向，也基本上不在常规的军旅文学批评与研究的视野之内，这种有意无意缺席的批评，也使得这一部分创作基本上在无批评的状态下自由运行，这显然是不利于军事文学的板块互动与整体发展的。

　　其叁，文学单位因为编制、经费等的局限，在引进人才与开展活动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军事文学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与它要担负的“不断提高军事文化建设科学化水平。要切实担负起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政治责任，努力提高领导军事文化建设的能力，掌握文化工作主动权”的目标任务，是不适应、不相称的。中央军委的《对于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大军事文化建设投入和扶持力度，坚持文化资源和经费向基层倾斜，健全军营文化建设法规制度。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军事文化发展观，深入推进军事文化建设改革创新。”这样的系列措施的出台，不啻是军事文学再度振兴的一个福音。

　　在当下，军事文学越来越具有超越军事行业与写作领域的功能与意义，而繁荣与发展军事文学也不只是军事文学从业者一方面的事情，这显然是一个立足军事又超越军事的有关民族文化与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一翼，它的适时振兴与延续辉煌，需要军队内外的人们共同关注，协同努力。我坚信，艰苦的战争年代没有缩编的军事文学，艰辛的困难时期没有缩减的军事文学，在经济极大发展、国力日益强盛的今天一定会坚持下来，坚守下去，并克服种种困难，迎接新的挑战，走向与这个新的世纪相对应、对称的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