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红真长篇小说《童话》没有结局的童话(贺绍俊)&苍产蝉辫;
《童话》(现代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是季红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大家的印象中，季红真的身份是文学批评家，她对小说的解读有着自己的理论指向，我记得她曾说过，文学是语言艺术，所有的语言文字都是象征系统，都有身体与自然物互喻的表义方式。她是以这种方式去评论别人的小说作品的。如今，她竟自己也写起了小说，那么，作为读者，我读她的作品是否也应该循着她所提倡的理论指向而进入到她的小说叙述中呢？但无论如何，我不想把这部小说单纯地看作是对于她的一种童年记忆的叙述，更看重的是小说提供给人们的对于象征和喻义方面的联想。
小说写的是一群少年在“文革”这一特殊年代的经历和成长过程。我相信这些少年们的故事里一定融入了季红真自己的切身体验，她就是在“文革”时期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成长期。在这个特殊年代，有些记忆必定是刻骨铭心的。但更重要的是，经过了80年代现代性洗礼的一位文学批评家，将会如何重新处理自己的童年记忆。季红真将《童话》的故事安置在东北的一座城市里，这里有一所大学，大学门前有一条街道。街道上的人物就是《童话》中活动着的人物。季红真在“楔子”里首先交代了这条街道。她的交代耐人寻味：“那一条街上住的人都很怪。街西的人往街东看，尽是瘸子拐子；街东的人往街西看，尽是看似呆子傻子。”这不妨看作是她对“文革”时代的隐喻，“文革”将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残疾之躯，不是瘸子拐子，就是呆子傻子。玛丽·道格拉斯说过：“身体是一个整体社会的隐喻”，身体中的疾病“是社会失范的一个象征反应”。用残疾之躯来隐喻“文革”这样的年代，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季红真对“文革”有自己的判断，她在后记中说：“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浩劫，就像所有的浩劫一样，是一次文明的毁灭。”季红真所写的这条街或许就可以看作是“文革”的缩影。读者跟着小说的主人公于思一路走来，就可以看到街东面挨个儿是洋铁铺的罗锅儿老染、修鞋铺的独眼老李、修锁铺的瘸子老贾、修自行车铺的歪脖子老米……故事就在这些身体残缺的小人物之间展开。
我注意到，季红真对于残疾之躯的隐喻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细微差别：街东的人是肢体上的残疾，而街西的人是头脑和精神的“残疾”。毫无疑问，前者属于底层的劳动者，后者属于知识分子。这两类人在“文革”中受到的伤害最大，但是这两类人又属于不同的阶层，相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精神鸿沟，这也导致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我以为，这种对立反映了“文革”以及“文革”前十七年的社会基本矛盾。它也是为“文革”推波助澜的社会动力。不知道季红真是否也抱有与我相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小说以这样的构思开始了故事的叙述，这本身就触及了“文革”的核心问题。劳心者与劳力者自古以来就被安置在对立的位置上，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革命的胜利并没有改变这种对立，只不过是让二者交换了位置，那时候将一句最高指示叫得格外响亮：“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可耻”。革命的旗帜上的确鲜明地画上了劳力者的标志，但吊诡的是，“文革”并不以劳力者取代劳心者为旨归，而是双方都成为了“文革”的受害者。
毫无疑问，残疾在小说家的构思中已经成为了一种隐喻，如果说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残疾症状是一种明喻的话，那么小说中还包含着比这明喻更隐晦的暗喻，我说的这种暗喻是指作者所讲述的“被残疾”的故事。在“文革”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正常人都有可能“被残疾”——首先是肉体上遭到摧残，更严重的则是精神上的凌辱与打击。这恰好是历史最隐晦的地方。季红真的小说竟将这隐晦揭穿给人们看。或许这就是《童话》的深刻之处。季红真似乎有意淡化自己的批评家的身份，我印象中她对文化人类学推崇备至，文化人类学也往往是她剖析作家作品的思想利器。她在《童话》中对于残疾的描写、对于阶级对立的描写、对于“被残疾”的描写，分明透着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影子，然而她并不想强调这一点，她的所有描写都是生活的细节。这是一部由大量细节连缀起来的小说，细节把我们带入到特定的历史场景之中，去感受那段历史的非常态。因此，这也是一部需要有耐心才能读进去的小说。它没有扣人心弦的悬念，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就是说，作者丝毫不想靠一个好看的故事去吸引读者。当然，过于密集和琐碎的细节，造成了叙述节奏的滞缓，自然也要考验读者的耐心。
由残疾之躯构成的“文革”时代，这些年也出现在不少作家的小说叙述之中，比如余华的《兄弟》、贾平凹的《古炉》，似乎成了作家们反思“文革”的一种共识。季红真的《童话》尤其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她其实是将“文革”的残疾之躯作为叙述的背景，更在意的是在残疾之躯的时代仍然存在着健康的躯体，那就是“文革”中的孩子，他们是这部小说的主角。这些孩子是在一个残疾的环境中完成自己的成长历程的，因此这部小说也可以看成是一部成长小说。阅读小说中这些孩子们的经历，越来越感到了一种揪心的疼痛。他们尚未发育成熟的健康躯体要在一个残疾的世界里去学习生存的本领，他们每天要与荒诞的、非人性的东西接触，没有人正式教育他们如何去辨析这一切，也许这一切就转化为一个个的疑惑，存储在他们的记忆里。季红真说，这是一代人特殊的成人礼。这一代人在“文革”结束后逐渐成为了社会的主体，他们该不会忘记，他们的成人礼是由残疾之躯主持的吧。
小说由一位名叫于思的孩子的视角展开，在于思身上或许融入了作者的少年体验和记忆。为什么季红真要把这部回忆性的小说称为“童话”？也许在她看来，于思亲身经历的一切不妨当成是他所接受的“童话”。儿童多半都是听着童话长大的，童话又是大人们编写出来的。童话里会有美丽、善良的公主，也有打扮成外婆模样要吃孩子的大灰狼。但无论如何，童话的结局总会是美好战胜了邪恶。有一位儿童教育学家告诫人们，给孩子讲童话一定要一次性讲完，否则就会给孩子留下恐惧和疑惑，然而，孩子还不具备处理恐惧和疑惑的能力。季红真仿佛是在告诉我们，于思这一代孩子们在“文革”中的经历就是在听一个没有结局的“童话”，他们听啊听啊，始终也没有听到那个美好战胜邪恶的结局，当他们内心的恐惧和疑惑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了。
小说的结尾颇有象征性。如果说于思从小说的一开始就在接受现实生活中的“童话”教育的话，那么直到结尾，他才终于脱离现实，来到了一个真正的童话世界：当他走进李家伦家“最上面的那间房子”时，他就进入到了一种幻觉的状态，一个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脸从他眼前掠过，他从敞开着的窗户朝外面望去，看到了大自然的一片生机，看到了许多生灵在搬运庄稼……这大概意味着于思正用自己的头脑来处理“童话”的结局。面对没有结局的“童话”，也许从“文革”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他们的处理是不是“美好战胜了邪恶”，显然已经变得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这是他们自己的处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