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之烛光(孙郁)&苍产蝉辫;
新的文艺，总是植根于旧的土壤里，慢慢地开花、结果。凭空是掉不下苹果的。
读郁达夫的日记，看到他和鲁迅同编《奔流》的旧事，颇有些感慨。便在博物馆找到这套期刊来看。《奔流》以译文为主，兼杂创作。鲁迅认为译介乃第一要义，那时候的中国小说家和诗人，他们两人能看得起的，并不很多。1928年中国的文坛正在大讲革命话题，鲁迅与郁达夫也卷入相关的论战里。但奇怪的是，《奔流》的创刊号并无流行的戾气，还是谈思想与艺术者为多。这一期有郁达夫翻译的《哈姆莱特与堂吉诃德》，这是屠格涅夫的一篇演讲，很有分量。讨论的是知识分子的两种类型。译笔漂亮，像他的文章一样雍容典雅，不乏忧郁的美丽。鲁迅把这篇译文排在头条，也是颇有寓意的。
在编后记里，鲁迅特意提及这篇文章，觉得那文章仿佛是《奔流》的灵魂，他们要展示的恰是这样的一种意象。屠格涅夫所言，恰是中国知识界彼时要说的话。借着洋人的观点，他们感到了一种表达的延伸。
郁达夫喜爱屠格涅夫很久了。或可以说，是屠格涅夫启发了他的灵感，没有这位俄国作家的引领，他也许迟迟不能进入小说的大门。他对俄国文学的理解，大概和鲁迅相似，以为是为人生的，并且是为了去改良那人生。俄国小说家在自己的世界里眺望未来，一面也直面那些血的现实。于是也就有了堂吉诃德式的自我冒险。这恰好也是达夫内心的写照。在他心里，这些西方经典最终都归结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话题了。
屠格涅夫的话，有几分真。郁达夫和鲁迅都觉得，知识分子的摇摆与探索虽不可免，但重要的是能够不去计较利害，独立地选择自己的生活。他们觉得那时候的中国读书人，伪士过多，即便是讲革命的人，也多是无聊之徒。那原因是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了解不过皮毛，而对自己的认识就更为盲无所知了。郁达夫在译后记里说：
日本人和中国的军阀通了气脉，打进了山东，惨杀了我们几千同胞，而住在上海租界上的许多我国的法利赛人还在喊革命文学，想打堂克蓄德的耳光。谁是法利赛人，谁是堂克蓄德，还有究竟谁能促助人类进步，大约总有公道在那里判断，此地不再说了。
旧式的知识分子的堂吉诃德式与哈姆莱特式，乃应付绝境的一种选择。知识分子在现实面前犹豫不决，乃精神痛苦之故，也都有不为时风所动的坚毅在。但只是犹豫，不能进击，也是读书人的问题。屠格涅夫的感受，感动了郁达夫和鲁迅，他们认为，许多人的人格模式未能出其左右。他们那时也在转变的途中。两人创办《奔流》，大概是要和上海的激进文学青年保持距离，就鲁迅、郁达夫的趣味而言，中国的文坛急需的是对本土问题的勾勒与追问，而非口号。《奔流》的趣味、品味延续的是西方文学经验里拷问心灵的意识。从某种角度说，也是五四脾气的另外一种表达。
这个话题敏感，但后来却不太被注意了。我想起钱理群先生，在九十年代初曾关注于此。那时候我们都住在城南，我在他蒲黄榆的家里得到一本他新写的着作《丰富的痛苦》，话题就是从堂吉诃德与哈姆莱特说起的。经历了革命，和无数所谓正确的思潮的洗礼后，人们发现，我们还在屠格涅夫的那个预言里。知识分子并没有找到那个美丽的星座，而是还在幻影和犹豫中。钱理群是读懂了《奔流》的人，对鲁迅、郁达夫的心意亦有亲切的呼应。经历过极左文化的阵痛后，他忽然觉得，回到鲁迅那时候的思路上，或许更为重要。
《奔流》的作者很有意思。有的是温和的左翼，如柔石、白莽、杨骚、白薇、张天翼、篷子、魏金枝、许钦文、孙用等，还有林语堂、梁遇春这类非激进的文人，精神的色彩都有差异。他们都没有极端个人主义的样子，除了译作，是少量的创作。题目，很像鲁迅与郁达夫那时的心境，觉得自己该汇入世界文化进步的潮流，向着未来涌动才是。所以，杂志不限于国内的创作，世界各地的文学和艺术都有所涉猎。信息来源有俄国的，有的来自日本和美国。那时候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开始左倾化，该杂志的调子也有类似的因素，只是不过于鲜明而已。
白薇最初对《奔流》的印象是有一点灰色，觉得编者过于偏于自己的趣味，还有着旧文人的调子，即还停留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欣赏水平上。但她深入这个小圈子后，看法却变了。杂志的色调的杂，并不影响问题的深。有托尔斯泰、高尔基、易卜生、罗丹、蕗谷虹儿的话题，亦有俄国无产阶级政治的讨论，还有日本学者对北欧文化的描述等等。那些文字多是译介的，所关注的乃个体生命与时代之关系，旧营垒的人如何走出精神的困境，苦苦走路的窘况。在迷茫的路上慢慢地走着，且不甘于死灭的挣扎，都是很强烈的光景。
我注意到鲁迅在《奔流》发表的作品，多是译作，有的发表时用的笔名。既有小说，也有理论文章。那些作品的一个特点是，都是转型社会里的人的命运的起落与歌哭。讨论不知去向的未来何以可能是合理的。那些译介的文字里，有鲁迅的苦状在。我相信，作者也是借此，摆脱自己的困惑。他那时候也像托尔斯泰一样，在焦虑里不知如何为好，那些译作，似乎也在替他思考着什么。
如果按照创造社和太阳社左倾的文人的眼光看，鲁迅、郁达夫的选择不过是不安于落寞的攀援，后面拖着的还是长长的尾巴。看鲁迅当时的阅读和翻译情况，审美上与中国的左派确有差异。比如在杂志上就推出过“托尔斯泰百年纪念专号”，集中展示过高尔基的成绩，介绍过小泉八云、托洛茨基，还有莱蒙托夫、裴多菲这类老样子的诗人。而在此间，鲁迅对比亚兹莱的颓废的艺术的喜爱，在激进的青年看来亦不可思议。更让左派不解的是，在苏联已经被清除的托洛茨基，却被鲁迅一再推崇，喜爱的一面也不言自明。
1928年前后，鲁迅把目光投到了俄国同路人作家的创作上。他对这些群落的笔墨颇有兴趣，以为是颇合自己的口味的。而且也趁机翻译了《饥饿》《果园》《竖琴》等短篇小说，有的也发表在自己编的杂志上。他注意到的作家都很特别，理定、巴别尔等，在今天看来，依然颇有价值。中国的小说家能及于此的，直到现在也不是很多。
阅读他所译的作品，印象是灰暗里透着曙色的较多。但挣扎、苦楚的面影依然是主要的色调。小说涉及的是战争、毁灭、革命等话题。但那战争不是美丽的童话，却依旧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惨烈，失去了家园的飘零以及旷野里凄惨的风声。雅各武莱夫《农民》写一个农民出身的军人在战斗里对熟睡的敌人不敢动杀人的念头，竟被首长所批评。作者写出了战争的惊恐、黑暗以及那期间残留的淡淡的爱意，或者说托尔斯泰主义的余音。这呈现了人性的多维性，并无革命党理念的先验性。但按照中国的左翼青年看，则不过小情调的作品，是有违背于革命精神的。尝·伦支《在沙漠上》仿照圣经《出埃及记》的笔触，浑厚而悲壮，把革命的队伍与圣洁的爱意联系起来，却也有焦灼、血色和黑暗的笼罩。整个作品紧张、复杂，圣徒般的崇高和毁灭式的无奈都有。最动人的是痴·理定的《竖琴》，所描述的革命，是极为触目惊心的。小说决没有牧歌的样式，革命到来的时候，也有污秽和血，流失的爱，无望的惊恐和幻灭，浓雾般弥散在俄罗斯的土地。鲁迅译此作品，感叹万分，说了这样的话：
这里所描写的混乱、黑暗，可谓颇透了，虽然粉饰了许多诙谐，但刻画分明，恐怕虽从我们中国的“普罗塔列亚苦理替开尔”看来，也要斥为“反革命”，——自然，也许是因为俄国作家，总还是值得“纪念”，和阿尔志跋绥夫一例待遇的。然而在他本国，为什么并不“没落”呢？我想，这是因为虽然有血，有污秽，而也有革命；因为有革命，所以对对于描出血和污秽——无论已经过去或未经过去——的作品，也就没有畏惮了。这便是所谓“新的产生”。
这话的背后，大有深意，那大概是回答极左的中国文人的批评吧。在鲁迅看来，俄国即便是革命了，那些不正面写变革的作品，即使色调灰暗、甚至是人道主义的呓语，也被承认，并非斩尽杀绝的。新的文艺，总是植根于旧的土壤里，慢慢地开花、结果。凭空是掉不下苹果的。
了解这一段时期的鲁迅思想，十分重要。他虽然心向着俄国，却与中国的作家不同。他的左转，与安德烈·纪德、罗曼·罗兰颇为相似。对时代的反抗，完全听命于自己的良心，是独立判断的思考者。他们是从被压迫的途中，自觉地走向反抗的路。而并不割舍先前那些美好的遗存。这是鲁迅、郁达夫与中国的那些浅薄的激进主义者的不同。而现在的青年，却不幸将此早就混为一谈、明暗不清。他们模糊地感到，鲁迅与教条主义的文人没有什么区别。把真与伪，放到同样的世界里去。其实稍有历史感的人一看那文献，就会有不同的感受，鲁迅所思所想，真的与同代的左翼文人不同。
《奔流》杂志只出版了十几期就流产了。这段旧事，郁达夫、王映霞等都有追忆，其间的故事很多。郁达夫说杂志主要由鲁迅一人编辑，编务也由鲁迅承担，所倾心血，可以想见。我翻看这散着智慧的旧期刊，纸张之好，插图之美，真的让人喜欢，毫无过时之感。我想，鲁迅的生命，不妨说是夜之烛光，照着无趣的世界。许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能够感到先生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