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欣交集的都市之痛(张柠 李壮)
聚焦文学新力量
黄咏梅，女，生于上世纪70年代，广西人。出版有诗集《寻找青鸟》《少女的憧憬》，长篇小说《一本正经》，中篇小说集《把梦想喂肥》，中短篇小说集《隐身登陆》《少爷威威》等。中篇小说《负一层》《单双》分别进入2005、2006年中国小说学会短篇、中篇排行榜。
悲欣交集的都市之痛
□张 柠 李 壮
对边缘形象的喜好和对抒情性的迷恋，频繁出现在今天的许多文艺作品中，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说明，&濒诲辩耻辞;怀乡病&谤诲辩耻辞;已经成为当下都市的一种集中症候。正是在这一点上，&濒诲辩耻辞;抒情&谤诲辩耻辞;而&濒诲辩耻辞;边缘&谤诲辩耻辞;的黄咏梅的故事与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都市喜悲完成了最终的合流。
黄咏梅近年来的小说，视野更开阔，叙事更冷峻，穿透力更强，一系列&濒诲辩耻辞;都市边缘人&谤诲辩耻辞;形象令人难忘。这些人物形象，在不同的维度上，丰富了我们对这个&濒诲辩耻辞;后抒情时代&谤诲辩耻辞;精神状况的想象。
都市边缘的孤独面孔
黄咏梅的小说瞄准那些游荡在都市边缘的孤独面孔。他们多生存于低级居民区、混乱巷子、租住屋、批发市场，《瓜子》中的“父亲”是个门卫，他们负 责保卫私人财产的安全，任务是将不速之客拒之门外。而事实上，他自己也是被这座城市拒之门外的。只有那条漫长而黑暗的地下通道，以及石牌村隐秘的“鸡店” 才是真正属于他们的城市空间记忆，在这黑暗与肮脏之中，默默滋生着亲情的暖意、同乡的扶持。更可悲的是，城市的利益果实虽未与他们分享，其权力思维却对他 们构成了侵蚀：在都市的边缘空间里，底层人群内部发生的争斗与损伤往往更为触目惊心，“父亲”捅给孟鳖的那一刀不过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例，况且不曾伤筋动 骨，注定被迅速遗忘。
然而，即使住进了小区，一个人就能够真正进入这座城市吗？答案是否定的。《父亲的后视镜》中，父亲那惯于驰骋的生命最终受困于当代都市的老年生 活。在这个新的空间里，他显得无法适应、难以进入，甚至处处受骗。“与共和国同龄”的父亲曾经征服辽阔的地图，最终却在都市的内部空间里一败涂地。在马路 上和舞厅里，父亲收获的只有财产和情感的双重欺骗，落得一句“在那个地方，就不应该停下来的，不该停的，我真像驴一样蠢啊”的叹息。小说的最后，父亲在运 河游泳的行为中找到了内心的安详，这是一种回归自然与肉体本身的行为，它正如小说的最后一句所说，是把“整个城市”都“蹬在了身后”。黄咏梅以流水的安详 完结了小说，这是诗意，但也是逃避。因为运河尽头的那个世界早已不复存在，任凭父亲怎么“蹬”，他终究还是要走上马路，回到水泥小区里的。
如果说空间定位暗示着权力的分配格局，那么人物的表情则是权力秩序更为直接的外化方式。黄咏梅在小说中尝试捕捉时代大潮之外那些个异化的表情， 执拗的、孤僻的、因善良而软弱的、混不吝或胆怯的……它们曾是我们记忆中最有人味的表情，如今却被资本时代的强大逻辑甩出了我们的中心视野。现代都市留给 我们统一规划过的面孔和表情：狂热又疲惫，光鲜又虚伪，有欲望而无渴望，结果就是那些青春的脸孔逐渐趋同。黄咏梅小说的独特性就在于，她醉心于呈现时代标 准笑容外围的另类表情，或是捕捉那些似乎已经“头像化”的表情上偶然露出的破绽。这是作者对时代异化所作出的自己的抵抗。
《小姨》中的小姨就有这样一张表情另类的脸，小说第一段就给出了家庭权威给小姨的基本定调：“抽烟、喝酒、打老K，没有理想，不思上进，整个人 颓废掉！”而她的脸也从来都是阴晴不定的：大家都批评她“颓废”，可她身上又常常流露出一点邪门的激情；她像一个自闭症患者一样拒斥着热闹，在小说的最后 却又站在大花坛上带头维权；晚饭时候还嘻嘻哈哈地跟年幼的“我”打闹，到了半夜却藏在衣橱里面低声哭泣。“小姨”这个人物似乎永远是神秘而不可捉摸的，就 好像是热带海域的夏天，忽而阳光四溢，忽而台风骤起。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人物有着真实而丰沛的生命质感。与之相比，那些口口声声强调着“有理想”、 “思上进”的家人，仿佛就愈加地乏味了，正确无比，却又苍白贫血。从这个角度看，“小姨”那阴晴不定的表情、叛逆孤僻的身影、隐藏不露的深情就显得格外可 贵。
黄咏梅小说在时间层面的设计上同样有良苦的用心，小说中的人物有的被时代的漩涡从中心抛出，生活在一个已不属于自己的时代，只能在某种符号化的 幻想中虚构自己的高贵血统。例如《少爷威威》中的魏侠，曾祖父的高干往事和父母辈的落魄失意留给自己一个“东山少爷”的空头幻想，小说的基调就定格在这样 一个滑稽又凄凉的画面上：“老掉了牙的少爷，似乎就坐在黑黢黢的窗户里，浑然不觉得，时光已不再，这满眼看去的花花世界，已经没了少爷的份儿啦！”另一些 人在时间中背负着沉重的记忆负担，这种重负甚至会将主人公推出正常的生活轨道。比如《金石》中的老蔡，那一次私自采矿造成的惨烈事故始终压迫着他的内心， 残酷的记忆对当下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压迫：“夹着尾巴”成为了老蔡常规的做人姿态，他不敢张扬，不敢出头，从此过得战战兢兢、名存实亡，却依然无法解脱良心 的重担，直到老年痴呆症的发生，记忆以彻底流放的方式终止了心灵的苦役。
说到时间边缘的游荡者，“老人”可以说是一种典型性的形象，他们曾经有过生命的激情和多种可能，然而现在却无法逃脱地面临衰老甚至失忆。最典型 的是《蜻蜓点水》中老曾的“桥”和“性”：那座建设中的“彩虹桥”寄托了老人对明天的想象，可当桥终于建造起来时老曾却发现，这座桥根本不是自己先前想象 的样子，而曾与自己共同想象的老霍也已不见踪影。晚年的老曾，心中始终无法释然的是年轻时爱慕却错过的美女何淑娴；为了排解这种怅然，他甚至不惜去偷袭另 一个漂亮老太太的胸部，结果只换回一句“死老头，看路哇”，就这样在不屑一顾的羞辱中被生生拉回了现实。
感伤的诗性
“抒情”在当今时代精神书写中的处境正变得越来越尴尬，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双重破碎，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抒情的破产。总体而言，我们已经告别了 完整的、平衡的、独语的抒情诗时代，进入了一个分裂的、变幻的、杂语的散文时代。与其将当今时代称为“反抒情时代”，不如称之为“后抒情时代”。在这里， 写作者可以针对碎裂的世界本身发言，从现代都市文化语境所独有的孤独、荒诞、无意义中提炼情绪的迷醉，从而形成一种现代主义的抒情趣味；也可以在外部经验 世界趋于破碎的大背景下，强行而徒劳地维护主体世界的独立与完整，这近似于席勒“感伤的诗”的现代变种。就我看来，黄咏梅的小说更接近于后一种，她的抒情 有一种独特的挽歌腔调。这种“挽歌腔调”的背后是一种“都市怀乡病”。
在《何似在人间》里，来自历史的创伤最终内化为主人公廖远昆内心的孤独，在给耀宗老人的尸体“抹澡”之后，廖远昆宽宥了外在世界，从此主体的伤 痛已与外界无关，也断绝了通过外在方式完成宣泄的可能，其内心的创伤只能让自己慢慢咀嚼——他最终选择了一种离群索居、近乎与亡灵为伍的孤独生活。这一形 象本身已具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而作者甚至还要“火上浇油”，在篇末完成了一次情绪大爆发：故事最后，与阿昆相依为命的小青死后，两只马拐(青蛙)忽然 闯进了灵堂，于是，阿昆这个本欲在与亡灵的相处中对抗人世孤独的人，终究还是被亡灵们拒之门外了：彼岸的世界不过是这个世界的逻辑的延续，惟一那个能温暖 自己的女人，终究要归属早年的原配丈夫。任何一个世界的温暖都与自己无关，阿昆的心灵终究是无处收容的。黄咏梅在小说的最后安排了这样一场戏，让阿昆的情 绪得到了一次畅快的宣泄，也把读者的内心波澜推向了高点。
断裂与缝隙
黄咏梅的许多小说中，都存在着乡土与都市、传统与现代、血缘情感与利益关系、往日惯性与未来诱惑之间持续的角力、拉扯，踩在历史转换点上的主体 则不幸成为了角斗场，来回地消耗于两股力量之间。这里存在着两种文化心态、两种生存逻辑之间的深刻断裂：对于宏大历史叙事来说，我们凌空俯视到的不过是一 道参差蜿蜒的裂缝，它终将在更为剧烈的地壳运动中轰然闭合；但对于生活在具体日历纸上面的生命个体来说，这道狭长的裂缝却是不可估测的深渊，真实具体、难 以跨越，甚至一不小心就被吞没其中。《档案》一篇具有相当的象征色彩：大伯与堂哥的血缘关系完败给了堂哥与养父之间的法律亲属关系，“我”本以为帮堂兄处 理掉麻烦就能与之重新确认亲属纽带，这样的幻想随着堂兄留给“我”的电话成为空号而宣告破产。究其本质，乡村的“人情”早已异化为都市的“关系”，“血缘 谱系”在“利益谱系”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两个世界、两种逻辑之间发生了巨大的断裂，堂哥这个体面又无情的形象成为了此种断裂的完美符号。
对边缘形象的喜好和对抒情性的迷恋，频繁出现在今天的许多文化现象和艺术作品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说明，“怀乡病”已经成为当下都市的一种 集中症候。今天，这种病症甚至出现在许多未曾经历乡村生活的年轻人身上，他们当然不是对庄稼和大家族有着思恋怀念，而是对时代生活感到莫名焦虑，甚至对作 为都市文化雕刻品的“自我”产生拒斥、厌弃。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抒情”而“边缘”的黄咏梅的故事与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都市喜悲完成了最终的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