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种眼界看民国(解玺璋)&苍产蝉辫;
无论我们怎样看待革命文学，它都是民国文学的一道景观。在以往许多文学史撰述中，它几乎成了唯一的景观。孙郁的讲述试图改变这种荒谬的现象，他在这里提供了民国文学更为多姿多彩的风貌，其中很重要的一脉，便是从文学革命中溢出的另一种眼界和追求。
民国似乎是近些年来的一种新&濒诲辩耻辞;发现&谤诲辩耻辞;。有很长一个时期，这个历史性存在几乎被我们&濒诲辩耻辞;遗忘&谤诲辩耻辞;。这样的&濒诲辩耻辞;遗忘&谤诲辩耻辞;，是一叶障目。至于这一&濒诲辩耻辞;叶&谤诲辩耻辞;，大约就是所谓革命与进步。以&濒诲辩耻辞;革命&谤诲辩耻辞;和&濒诲辩耻辞;进步&谤诲辩耻辞;的名义将民国&濒诲辩耻辞;裁为叁截&谤诲辩耻辞;，于是有了近代、现代和当代。
很显然，以&濒诲辩耻辞;五四&谤诲辩耻辞;为界分割民国文学史，不仅不足以解释文学发展、演变中的诸多问题，反而制造了许多认识上的混乱和误区。孙郁在民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探索和开掘，给予我们诸多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这道人为的屏障是必须要打破的，文脉也在他的叙事中被重新接续起来。他在谈论新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时，首先从更开阔的视角，描绘了清末民初的文学生态。他特别注意到在西学东渐大背景下文化新因素的产生，以及新学与固有文化的对抗和冲突。有几个人物是绕不过去的，譬如黄遵宪、梁启超、章太炎、严复、林纾、陈季同，包括周氏兄弟，他们的存在，昭示着民初四年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如果说民国文学的主潮是求新、求变的话，那么，它的滥觞就应该发生在戊戌变法前后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这个时期，古老的中华文明遭遇了来自西方的严峻挑战，危机是前所未有的，但它也孕育了改造固有文化而自新的内在冲动，所以，梁启超才大声疾呼&濒诲辩耻辞;文界革命&谤诲辩耻辞;&濒诲辩耻辞;诗界革命&谤诲辩耻辞;和&濒诲辩耻辞;小说界革命(戏曲革命包含其中)&谤诲辩耻辞;，他把文化变革看作是古老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
胡适、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学&濒诲辩耻辞;革命&谤诲辩耻辞;，既以梁启超的&濒诲辩耻辞;革命&谤诲辩耻辞;为滥觞，他们之间的相关性就不能因为梁启超后来的被&濒诲辩耻辞;落伍&谤诲辩耻辞;而予以拒绝。事实上，文学在他们那里都是政治的工具，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当胡适谈论白话文和新诗的时候，他在谈论什么？然而我想，无论他谈论什么，都离文学甚远。虽然他们都视韩愈为异类，但就&濒诲辩耻辞;文以载道&谤诲辩耻辞;而言，他们却又有同好，即都以&濒诲辩耻辞;道&谤诲辩耻辞;来规范有关&濒诲辩耻辞;文学&谤诲辩耻辞;的思考和叙述，尽管&濒诲辩耻辞;道&谤诲辩耻辞;已不同，然而，其中的逻辑和思维范式却是一样的，那就是，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来思考思想文化革命，又从思想文化革命的角度思考文学艺术革命。抓住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十年后苏俄的&濒诲辩耻辞;革命文学&谤诲辩耻辞;如何置换了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并进而理解革命文学何以最终演变成为阶级的、党派的文学。
无论我们怎样看待革命文学，它都是民国文学的一道景观。在以往许多文学史撰述中，它几乎成了唯一的景观。孙郁的讲述试图改变这种荒谬的现象，他在这里提供了民国文学更为多姿多彩的风貌，其中很重要的一脉，便是从文学革命中溢出的另一种眼界和追求。他们不认为文学只有外在目的却没有自身目的，用王国维的话说，具有纯粹美术之目的的文学，是&濒诲辩耻辞;可爱玩而不可利害者&谤诲辩耻辞;。沿着这个思路，于是我们看到，有人已经绕过胡适(这时的陈独秀，已从文化领袖演变成为政治领袖)，试图从诗的角度思考和创作了，他们强调诗的思维，诗的逻辑，诗的旋律，认为&濒诲辩耻辞;用一种美的文字&尘诲补蝉丑;&尘诲补蝉丑;音律的绘画的文字&尘诲补蝉丑;&尘诲补蝉丑;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谤诲辩耻辞;，才是诗。新诗的园地于是收获了郭沫若的《女神》，汪静之的《蕙的风》，戴望舒的《望舒草》，朱湘的《夏天》，冯至的《十四行诗》，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臧克家的《烙印》，穆旦的《穆旦诗选》；新月派更是人才济济，有徐志摩、闻一多、饶梦侃、朱湘等。诗以外，还有老舍、沉从文、萧红、张爱玲，以及左翼作家的小说和曹禺的戏剧，乃至周作人、梁实秋、朱光潜、钱锺书、谢无量的学人笔记。
对民国文学的全面观察和完整叙述，至少需要两种眼界，革命的眼界必不可少，审美的眼界也不可或缺。然而，孙郁笔下民国文学的包容性又不仅表现为对审美眼界的接纳，还有在叙事中对新与旧、进步与落后二元格局的关照与肯定。他对清末民初旧小说及旧诗词的梳理，从旧文本中发掘新的因素，尤为注意写作者的心绪，以及世道人心给予作品的影响，并不因为用了旧小说的形式便否定其文学的审美价值。他从吴趼人的《恨海》中就看到，&濒诲辩耻辞;作者是忧世很深的人&谤诲辩耻辞;，称赞他&濒诲辩耻辞;对现实的忧虑和对生民的爱怜，是颇为感人的&谤诲辩耻辞;，虽然不可避免地带着旧文人气，但&濒诲辩耻辞;作为过渡时代的作家，其价值不可小视&谤诲辩耻辞;。他在谈到鸳鸯蝴蝶派作家及其作品的时候，并不仅仅从读者是否买账的角度立论，还从作品中发现了&濒诲辩耻辞;作者良知的闪烁&谤诲辩耻辞;，以及那个时代的氛围和各个阶层的精神面貌。当然，也指出他们的弊病，&濒诲辩耻辞;是在日常性里陷得太深，不能跳将出来，殊乏创意&谤诲辩耻辞;；又&濒诲辩耻辞;因为太市民化，精神多士大夫气，与西洋小说比，精神的含量不高&谤诲辩耻辞;。
诚然，孙郁观照民国文学的眼界，还是知识精英的眼界，并非民国大众的眼界。也就是说，在革命的眼界与审美的眼界之外，应该还有精英的眼界和世俗的眼界存在着。旧诗词一讲不必论，梨园一讲，尤为明显。其中讲到齐如山、翁偶虹，看他们的眼光还是知识精英的意味多一些。对齐如山，只说他的作品，有&濒诲辩耻辞;文人品质现代性的表达&谤诲辩耻辞;，有&濒诲辩耻辞;士大夫明快的一面与市井里的纯然之风，与新文学里的人文精神相遇了&谤诲辩耻辞;；对翁偶虹，除了注意到他的创作&濒诲辩耻辞;与京派文人的趣味相符，或者说乃旧都市文人遗风的再现&谤诲辩耻辞;之外，虽然也对其中&濒诲辩耻辞;现实情怀与人生体验的真挚表达&谤诲辩耻辞;表示赞赏，但其作品中充沛的市民俗趣味，以及民国大众的审美观照，究竟该如何处置，却很少深究。在&濒诲辩耻辞;草根与政治&谤诲辩耻辞;一讲中，孙郁看到了所谓大众化其实就是化大众，也看到了走向民间与深入&濒诲辩耻辞;工农兵&谤诲辩耻辞;的共谋关系，但他只把思绪停留在这里，未能继续追问下去：&濒诲辩耻辞;日常性&谤诲辩耻辞;与&濒诲辩耻辞;市民化&谤诲辩耻辞;作为&濒诲辩耻辞;革命&谤诲辩耻辞;的必然结果，又该如何被处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