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不及悲伤——缅怀几位编辑同行(红孩)&苍产蝉辫;
这一段，几位编辑同行纷纷离世，让我唏嘘不已。诚然，人固有一死，不论是谁，最终都会朝着一个方向去。可作为生者，每当想起朋友的音容笑貌，心里更多的还是无尽的悲伤与怀念。
我简单地开一个名单，近几年，以致前几天刚刚去世的李凤祥、熊元义，大致有章仲锷、雷抒雁、韩作荣、李小雨、刘茵、何西来等诸君。这些人，在生前都跟我有着比较多的交往，除熊元义长我几岁，以兄弟相称，可以说，其他人是看着我在文坛成长起来的。他们对我的帮助与教诲，有文字方面的，也有德行方面的。
李凤祥，笔名凤翔，是《北京晚报》的原副总编辑，曾执掌《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二叁十年，培养扶持了大批的北京作家。尤其是其中的重要栏目&濒诲辩耻辞;一分钟小说&谤诲辩耻辞;，在全国微型小说阵地中独树一帜。我跟李老师结识于二十年前，那时我的第一本书散文诗集《太阳真好》刚出版，我把王宗仁老师给我写的序言《红孩，你长大了》送到李老师那里，他看后当即就说，没问题，下周见报。果然，一周后，王老师的序言按时发表，很多人纷纷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一九九五年，我为北京通州的九洲床具公司写了本报告文学，特别请通州籍着名作家刘绍棠先生作序。刘先生当时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但他乡情很重，一听说我写的是通州的事，他还是给写出了两千字的序言《床与人》。在文中，刘先生除了对我作品的肯定，更多的是对通州的公司家们提出了殷殷期望，让人们不要骄傲，要经常揽镜自照。二十多年来，我时刻不敢忘记先生的教诲。当然，这个序照例由凤翔老师安排在《北京晚报》发表了。
大约到了二○○○年末，凤翔老师到了退休年龄，离开了《北京晚报》。他在闲暇之时，经常写写散文、随笔，主要记录的是跟京城文艺界一些朋友的交往。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有人借叁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攻击作家浩然，还提到了我的名字。我告诉他，那是极个别的思想激进者利用浩然在炒作，不必理他。然而，在我写过一篇《遭遇盲流》给予回应后，凤翔老师还是写了一篇文章表达自己的不平。我知道，凤翔老师对浩然、刘绍棠、管桦、从维熙那一代作家太有感情了，他怎么能允许别人随意攻击诽谤呢！本来，凤翔老师在文学界是出了名的老好人，一天到晚跟笑佛似的，人们几乎很少看他发过脾气。通过这次为浩然鸣不平，使我看到了他性格的另一面。凤翔老师离开晚报后，新换的几任负责人由于编辑思路发生大的改变，北京的很多作家、艺术家就不再给晚报写文章了。华君武先生甚至公开发表文章，对晚报的改版提出批评。想必凤翔老师看后会是很尴尬的。
我写诗不多，但跟诗歌界来往很多。中国文坛说白了就是个江湖，诗歌圈也是个挺大的江湖，有的以职务、报刊自居，也有的以流派、地域自居，甚至有的干脆以自己的自恋而自傲。江湖山头固然众多，中国诗歌学会显然是个大码头。然而，这几年中国诗歌学会连续损失了雷抒雁、韩作荣、李小雨和张同吾几员主将，大伤元气，一时间弄得人们有些慌张，如果用谈诗歌学会色变来形容，恐怕一点儿也不过分。对于诗歌学会内部的事情，我不想说。我只说，走了的这几位跟我都有一定的交往。我们经常一起开会，到各地采风，喝酒、聊天、讲笑话，彼此都有深刻的记忆。二○○叁年，我曾到鲁迅文学院第二期高级研讨班学习半年，当时雷抒雁是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这样，我们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师生名分。其实，我跟雷老师一九八八年就认识，那时我尚在北京郊区的农场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工人日报》组织一个文学征文活动，协办方是云南农垦局的一个农场。因此，报社提出颁奖后最好能组织评委和获奖作者到北京农垦系统参观一下。由于我是获奖作者之一，这任务自然就放在我身上。农场的领导对这项活动很支持，从而使我有机会一次结识一大批作家，主要有柳萌、李炳银、胡健等十几人，其中自然有因写出《小草在歌唱》而闻名于文坛的着名诗人雷抒雁。
张同吾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前，曾在北京通州师范学校当语文老师。我所在的农场五十年代前一直隶属通州，我父母两家的亲属也大都在通州，更何况二○○○年到二○○八年，我在那里居住了八年。因此，从地域上说，我跟张同吾有一种乡情关系。有一次，张同吾告诉我，他在通州的格兰晴天也买了一套房。我听后，兴奋地对他说，我通州的家就在格兰晴天旁边的梨花园。我还告诉他，他虽然离开通州叁十多年了，但他当年播下的文学种子今天依然有着广泛影响。如他的学生胡少先、张果珍等人，每次跟我见面时经常会提到他们的张老师。虽然离开通州的张同吾名声越来越大，但当地的主流文学圈子却淡化他边缘他，为此他很不爽。在这一点上，我对通州人的心胸很是看不起，尽管那里的文友对我很好。
在中国诗歌学会，李小雨和张同吾是黄金搭档。李小雨是着名诗人李瑛的女儿，我跟这对父女诗人有着二十多年的交往。李瑛先生诗名早，影响大，至今笔耕不辍。有几次，老人家出了新诗集，他已近八十岁高龄还骑自行车到报社给我送书。以他的级别，本来是可以坐专用军车或派公勤人员来的。小雨的职业身份是《诗刊》的编辑、主编，她在《诗刊》的几十年，不知经手发表了多少作品、发现扶持了多少诗人？小雨给我的印象是做事认真，坚持自我。我们共同担任过几个文学赛事的评委，包括一起出席文学研讨会，每次发言，小雨都是精心做准备。她常背一个布袋子，里边放着许多稿子。发言时，她会拿着作品一件一件地说，好就是好，孬就是孬，不会像某些老江湖那样说些大而全而空的话。石英先生曾对我说，听小雨发言，是一种享受。与小雨认识多年，我没让她发过一首诗。她倒是为我主持的报纸副刊多次赐稿，多数是为青年诗人写的评论。
熊元义本来在《中国文化报》工作，一九九五年调到《文艺报》。我认识他时，我们都在叁十上下，他那时跟我交流最多的是两件事，一是他一生所执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二是他的恋爱、婚姻问题。在他结婚前，有两叁年吧，他叁天两头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看上了哪个女孩，进展到什么程度。本来，我正为他高兴时，想不到几天后，他又笑着告诉我，又没戏了。我也曾经为他介绍过女朋友，但只见过一两面就黄了。也许是机缘不到吧。等六年前，元义真的结了婚，他就不再跟我打电话谈婚姻的事了。但当听他一口一句&濒诲辩耻辞;我爱人如何&谤诲辩耻辞;的温馨语句时，我意识到，元义终于有了自己的幸福了。去年，他以小女儿的生活素材写了一篇散文给我，大意是告诫孩子不要因为生活在北京，是城里人，就看不起远在湖北乡下的亲人。其用心之良苦之真切，至今想起来还让人心动。二○○一年，应花山文艺出版社之约，由我出面策划，请王蒙先生主编了一套&濒诲辩耻辞;中国文化记者文化随笔丛书&谤诲辩耻辞;，元义听说后主动找我，希望能加盟。当时，元义正在为自己写的《假如喜儿嫁给黄世仁会怎样》受到争鸣而兴奋。我问元义他的书名是什么？元义说叫《拒绝妥协》如何，我说太好了，就这么定了。半年后，丛书如期出版，在文化记者坊间影响很大，当然，也因此遭到个别同行的嫉妒。元义的马列文论研究坚持多年，逐步形成了他自己的认识体系，只可惜，他人微言轻，最终没有被高层和文学批评主流充分接纳。应该说，元义这些年在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是下了苦功夫的，他所面临的苦衷也是最多的。我不能说他的英年早逝与此有直接关系，但至少人在顺利时免疫力会大大提高的。
章仲锷、刘茵、何西来是我的编辑前辈，他们很资深。我与他们这几年的交往，主要缘于环境文学和野生动物保护活动。九十年代，由王蒙、曲格平、黄宗英、赵大年、舒乙、周明、张抗抗、徐刚、高桦等人士发起，成立了环境文学研究会，由此开始了环境文学的创作热潮。我是最近十年参与其中的，也因此认识了许多的作家朋友。章仲锷是高桦的先生，曾任《中国作家》常务副主编。章先生最早参与《十月》创刊，后调到《当代》，是新时期中国文学辉煌的见证者。我认识的很多重要作家，他们有影响的大作都是经章先生组稿责编终审。章先生退休后，甘愿在高桦的身后做环境文学的推动者。刘茵与何西来、雷抒雁都是陕西人，因我爱人也是陕西人，周明便把我也算作他们的乡党。陕西作家、评论家在京城是一道风景，阵容整齐、团结、影响大。刘茵曾任《当代》编委，后任《中华文学选刊》主编，她对文坛最大的贡献就是推出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报告文学。这几年，她十分关心我的创作，她多次对我说，你的作品视角很独特，但口气很大，能否收敛点。我明白她的意思，也知道她的好心，可我不怕得罪人，我仍然坚持我的文风。她走后，想到她的提醒，我觉得很温暖。何西来是文学评论家，曾任《文学评论》主编。他的整体理论体系我说不好，以我多次的接触，听他发言，知道他的评论是主旋律的，是充满正气的。何先生长得高高大大、方方正正，说话宛如黄钟大吕，秦人都喜欢称他兵马俑。何先生作文踏实，每次见面，他都抱着古书读，还边读边记笔记。他的大会发言像演讲，引经据典，口若悬河，掷地有声，用周明的话说，研讨会有西来在，你就会觉得有底。对此我非常认同。这几年，陕西的几位文友相继去世，周明很痛心，他多次叮咛我，你还年轻，要把陕西年轻的作家、评论家组织起来，不然我们回西安人显得太冷清。
周明的话让我感到很凄凉。他毕竟是八十岁的人了，以他在中国文坛的独特经历，他是多么想看到新老朋友们昔日聚在一起欢快热闹的景象啊！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多好的愿望也会因朋友的离去而成为悲伤。这悲伤往往是你不曾预料的，也是你永远来不及的。亲爱的人啊，好好地珍惜自己，热爱生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