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的“史诗”(李云雷)&苍产蝉辫;
2015年，打工诗人许立志自杀身亡，&濒诲辩耻辞;脑瘫诗人&谤诲辩耻辞;余秀华引发了诸多争议，来自底层劳动者的诗歌与声音，不仅引起了诗歌界的讨论，而且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秦晓宇主编的《我的诗篇》也是如此，这部诗集及同名纪录片在文学界与电影界受到重视，不仅提醒人们关注早已隐没不闻的工人群体，而且冲击着新时期以来的美学原则与诗歌观念。
对于打工诗歌或&濒诲辩耻辞;新工人诗歌&谤诲辩耻辞;，新世纪以来已有不少讨论，但大多是对于具体诗人的讨论，或者某一阶段或某一地域打工诗歌群体的讨论，并未将之放在中国工人整体命运的框架中来思考，《我的诗篇》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其编选的范围不限于新工人诗歌，而是新时期以来对于工人的所有诗歌，这不仅打破了&濒诲辩耻辞;新工人&谤诲辩耻辞;与&濒诲辩耻辞;老工人&谤诲辩耻辞;的界限，而且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工人近40年来的总体命运，他们的身份、地位在历史中的巨大变迁，他们在历史剧变中的生活、经验、情感与内心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部诗集是一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命运的&濒诲辩耻辞;史诗&谤诲辩耻辞;。
&濒诲辩耻辞;新工人&谤诲辩耻辞;与&濒诲辩耻辞;老工人&谤诲辩耻辞;在身份、体制与历史命运上有着诸多差异，但他们都是劳动者，都是中国工人的一部分。&濒诲辩耻辞;老工人&谤诲辩耻辞;是国有体制下的正式职工，他们有的仍留在岗位上，有的已经下岗分流，他们经历了一个从集体走向&濒诲辩耻辞;个人&谤诲辩耻辞;的过程，当然从他们中也分化出了一些诗人，如收入诗集中的舒婷、梁小斌、于坚、王小龙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的笔下，工厂生活充满着丰富性与可能性，甚至不乏浪漫色彩，这与他们所处的体制有关，也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相关，在20世纪80年代，国有体制中的&濒诲辩耻辞;工人阶级&谤诲辩耻辞;仍是社会上令人羡慕的职业，他们在具体的劳动中虽然辛苦，有才华的人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压抑，但他们的生活有保障、有余裕，也有时间与心情发展个人的兴趣爱好，所以在他们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流水线与节奏感的美好，流水线的感觉是&濒诲辩耻辞;在时间的流水线里/夜晚和夜晚紧紧相挨/我们从工厂的流水线撤下/又以流水线的队伍回家来/在我们头顶/星星的流水线拉过天穹/在我们身旁/小树在流水线上发呆&谤诲辩耻辞;(舒婷《流水线》)，节奏感&濒诲辩耻辞;是血管里迸进了自由的音符/我们灵魂里萌发了一种节奏&谤诲辩耻辞;(梁小斌《节奏感》)，锻工房&濒诲辩耻辞;是工厂的流放地/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才被发配到这里&谤诲辩耻辞;(于坚《锻工房》)，在他们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工人的诗情与自豪感。但是历史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濒诲辩耻辞;主任印名片了，厂长/工资保密，门也不能随便敲了/不过还能在浴室碰到/脱光了不还是他嘛&谤诲辩耻辞;(王小龙《老厂的雾》)，伴随着历史的变化，工人的命运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濒诲辩耻辞;新工人&谤诲辩耻辞;则是在另一个历史进程中诞生的，他们是进城务工的农民，曾被称为&濒诲辩耻辞;农民工&谤诲辩耻辞;、&濒诲辩耻辞;打工者&谤诲辩耻辞;，但&濒诲辩耻辞;新工人&谤诲辩耻辞;却是最为恰当的命名。与&濒诲辩耻辞;老工人&谤诲辩耻辞;不同，他们的背后没有体制的依托与集体的记忆，只是融入城市中的&濒诲辩耻辞;个体&谤诲辩耻辞;，只能依靠个人的力量在日渐严酷的管理制度中生存，他们的工资和生活没有保障，经常加班加点，也很少有余裕，但是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们中的诗人依然写出诗歌，表达出了他们的心声。在诗歌中他们思念故乡，表达情感，也写出了他们对工厂生活的种种感受。与&濒诲辩耻辞;老工人&谤诲辩耻辞;诗歌中的情调与诗意不同，他们的生存境遇让他们写出了另外一种诗歌。比如同样写流水线，在舒婷那里是缓慢的凝视、联想和抒情，而在郑小琼这里，则是&濒诲辩耻辞;在流动的人与流动的产物中穿行着/她们是鱼，不分昼夜的拉动着/老板的订单，利润，骋顿笔，青春，眺望，美梦/拉动着工业时代的繁荣&谤诲辩耻辞;(《流水线》)，其中表达着被物化的现实与焦灼。郑小琼诗歌中&濒诲辩耻辞;铁&谤诲辩耻辞;的意象常为评论者提及，&濒诲辩耻辞;有多少铁还在夜间，露天仓库，机台上&丑别濒濒颈辫;&丑别濒濒颈辫;它们/将要去哪里，又将去哪里？多少铁/在深夜自己询问，有什么在/沙沙地生锈，有谁在夜里/在铁样的生活中认领生活的过去与未来&谤诲辩耻辞;(《铁》)，&濒诲辩耻辞;我们的倾诉，内心，爱情都流泪/都有着铁一样的沉默与孤苦，或者疼痛&谤诲辩耻辞;(《工业区》)。她诗歌中的&濒诲辩耻辞;铁&谤诲辩耻辞;，冰冷、坚硬、沉默、孤独、疼痛，是铁一样的生活规则，是机械在打工者心中留下的&濒诲辩耻辞;铁&谤诲辩耻辞;，如果我们联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铁水奔流、火花四溅的钢铁意象，就可以看到，&濒诲辩耻辞;铁&谤诲辩耻辞;的意象的变迁不仅表达了不同时代的感受，也折射了工人在历史上的巨大变化。不仅郑小琼如此，在吉克阿优的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彝族小伙子进城的遭遇，&濒诲辩耻辞;我来自大凉山的彝寨/在浙东邂逅一位剽妇&谤诲辩耻辞;(《台风下的工人》)，他遇到不只是一个&濒诲辩耻辞;剽妇&谤诲辩耻辞;，而是恶劣的工作环境，唐以洪写到，&濒诲辩耻辞;我写过的断指/如果连在一起/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谤诲辩耻辞;(《我写过的断指》)，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工人生活的艰难险恶。在谢湘南、陈年喜、乌鸟鸟等人的诗歌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从乡村来到城市的真实生活与真切感受。
“新工人”中也有第一代、第二代之分，相对于前一代，第二代“新工人”不再将故乡当作情感与精神的归宿，他们的年龄更小，对城市生活更适应，也更向往，但他们虽然看得到城市的繁华，但又无法融入其中，故乡不再是他们的故乡，但城市也并非是他们的城市，因而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更加急切的愿望与焦虑。在邬霞的《吊带裙》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熨烫吊带裙的过程、细节与感受，以及她对吊带裙未来主人的想象，“白净的手”、“安静的爱情”、“在湖边或者草坪上”，“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 带着弧度/像花儿一样”，这是对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想象，既是向往，也是绝望，因为在现实中，“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我的青春只能消磨在工厂与车间之中，只能说‘陌生的姑娘/我爱你’”，这带着绝望感的祝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工内心隐秘的渴望与痛苦。而更年轻的诗人许立志，最后只能以跳楼的方式结束自己的青春与生命，“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管它叫做螺丝//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耻辱的诗”，这“耻辱的诗”不仅是属于他个人的，更是属于工人的，属于时代的。
从1980年代初到新世纪，《我的诗篇》跨越了近40年，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工人的历史、转折与命运，在这部诗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青春与热血，他们的生活与心灵史，一个个诗人写出了他们的诗歌，一代代诗人写出了他们的心声，共同织就了一曲中国工人慷慨悲歌的&濒诲辩耻辞;史诗&谤诲辩耻辞;。历史仍然在延续，时代依然在发展，我们相信未来的工人诗人会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诗歌，为我们创造一个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