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兴红：建构有特色的叙事经验&苍产蝉辫;
20世纪80年代，叙事学被引进中国。当时，作为一种新型的文艺理论，叙事学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在文学批评领域的研究与运用，引起了中国文坛对小说文本研究的重视。那么，如何选取具有代表意义的中国文本，并以此为中介传播与建设中国的叙事经验，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王彬在这一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他在1998年出版的《红楼梦叙事》中，将西方叙事学的理论与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小说《红楼梦》进行对接，阐释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特色，不仅对建设当下中国特色的小说理论具有一定的价值，而且对叙事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近年来，王彬对此书进行了修订，由人民出版社再版。
作者认为，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源于书场。叙述者即说话人。从话本到拟话本，叙述者也经历了一个从说话者到拟说话者的身份变迁。明末以后，文人开始登场，不可避免地将作者的人格修养与语言风格带入他们的作品。《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具有极高的文学天赋与修养，因此他在《红楼梦》的叙述话语上追求独特的个人风格，汲取了古代散文的笔法进行叙述，并且出现了话语漫溢现象。由此，王彬总结了&濒诲辩耻辞;漫溢话语&谤诲辩耻辞;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和意义，他认为小说不是故事，小说与故事的区别在于话语。没有话语便没有小说。对于故事来说，漫溢话语自然是一种浪费，而对于小说来说，漫溢话语却蕴含重要的艺术价值。当这话语不以传达内容为唯一宗旨时，话语便获得了自觉性。进一步，当这话语完全放弃了传达内容的功能，只沾沾自喜于自身价值，话语便形成枝蔓而疯长开来，进而成为叙事&濒诲辩耻辞;奢侈&谤诲辩耻辞;。小说的艺术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漫溢话语。
在《红楼梦叙事》中，作者对&濒诲辩耻辞;主题&谤诲辩耻辞;和&濒诲辩耻辞;母题&谤诲辩耻辞;这两个词的含义进行了分析，指出&濒诲辩耻辞;母题&谤诲辩耻辞;更兼有动力、动机之意，是情节的最小单位，直接构成了故事与人物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作者创造性地使用了&濒诲辩耻辞;动力元&谤诲辩耻辞;一词，以此替代人们常用的&濒诲辩耻辞;母题&谤诲辩耻辞;。&濒诲辩耻辞;动力元&谤诲辩耻辞;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濒诲辩耻辞;叙述者动力元&谤诲辩耻辞;，即由叙述者出面讲述来推动情节；另一种是&濒诲辩耻辞;人物动力元&谤诲辩耻辞;，即叙述者隐退，由文本中的人物来推动情节发展。《红楼梦》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在动力元之间寻觅到了平衡。《红楼梦叙事》从叙述者动力元与人物动力元两个方面，分析推动《红楼梦》情节发展变异的因素。不止于此，作者进一步将动力元划分为动力元、次动力元、辅助动力元与非动力元，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动力系统。以此为指针，他对中西小说发展、文体特征变化进行了概要的阐述。他认为，动力元类型的发展与变化，是同小说演变相联系的。从小说的发展史看，情节、性格、氛围是构成小说的基本要素。对这叁个基本要素的不同侧重既是小说的发展，也是动力元不同类型的转移与变化。在中国，早期的古典白话小说尤其公案与演义小说，都是以情节为重，故而表现在动力元上，因果联系紧密，动力元多而次动力元以下者甚少，情节变化剧烈而叙述快捷。中西小说发展史证明，不同的动力因素决定不同的小说文体特征。动力元的消长变异规范了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区别。
在《红楼梦叙事》中，作者用现代叙事学的方法，对《红楼梦》的文本进行了分析，并以其为载体揭示了中国小说与域外小说的共性与特殊性，梳理出了中国小说的叙事经验，从而对叙事学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