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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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下的画
作家：赵蘅
1880年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完成了《伞》。我亲眼看到它时已过了一百零六年。这幅传世杰作单独陈列在伦敦国家画廊一间展厅里，占据了一面墙，画的一米远摆着一张褐色皮凳，我看见一个姑娘傻坐着，久久不愿离去。我何尝不是如此呢？
出国前我也画过“伞”。在北京我家的院墙外，有一片多年形成的小树林，树种杂而布局自然，那年秋天正下着雨，一场秋雨一场寒啊，我一连几天打着伞湿着鞋站在小路边，出神地观察打伞的人们打这儿经过。近在咫尺，就像是一个舞台，台上有男，也有女，他们有的是独自一人走来，有的是成双成对地、甚至亲密相偎地经过；而更多的行人却是擦肩而过的，然后各奔东西。不由得想起童年时读过的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尾声是已经隐居在修道院的丽莎正从曾经的恋人拉夫烈茨基身边走过。在通向唱诗班席位的那一刻，她“迈着修女的那种均匀、急促而又恭顺的步伐走了过去——而且没有朝他望一眼；只是朝着他的那一边的眼睛，睫毛微微颤动了一下……”
作家最后感叹地写了这么一句：“人生中有这么些短暂的瞬间，有这么一些感情……”
显然，我被这人生的擦肩而过的情景深深吸引住了。数日后，油画《秋雨》诞生了。
创作《秋雨》联想到许多事，联想到自己的情感经历，以及见过的听来的，书里、电影里的各种故事。有多少无缘的人，因为各种原因擦肩而过，又有多少有情人因为各种原因最终还是擦肩而过。难道这不是爱情的一条永恒的定律吗？
我画过许多苹果油画，都说苹果是爱情的象征。细雨迷蒙，树橙草黄，是那么的美，遮风挡雨的伞，这时也变成了一种象征物，一种隐喻，它掩饰了人们心中的一丝无奈与惆怅。
画《秋雨》还因为我喜欢伞。为什么会喜欢伞呢，我想是因为我来自潮湿的江南，从小看惯了打伞的人来去往来。梅雨时节出门没有伞是不行的。
最平常的事物，到了艺术家的眼里，就不一般了。画过雨伞的除了有雷诺阿，还有居斯塔夫·盖尔伯特，1877年他画了《下雨的巴黎街道》。
1997年我从巴黎归来。习惯了欧洲缤纷色彩的我，一时接受不了北京干燥的灰色，我甚至觉得没什么可以画的东西，我想念巴黎！当时在北京晚报李耀林的支持下发表《画坊》星期专栏文章，总标题是《出门没带
伞》，文章中再次提到雷诺阿的《伞》里那个挎篮不带伞的姑娘，十分妥帖地表达了我独自闯荡欧洲的心境。可惜后来连载文被莫名地中断了，喜欢往下看的读者都感到惋惜，欲吐为快的愿望一下子变得茫然。
随即，家门口的白石桥路开始大规模地改造，受到最严重威胁的是四排种植于五十年代、高达十五六米的杨树行。砍树的那天早上，我奔到街上痛心疾首地大叫。接着，我所在的单位为盖宿舍楼，也准备大规模地拆迁，职工们多年依赖的食堂、澡堂、水塔、车间都将一律扒掉。我忽然意识到我居住了三十余年的家园即将消失殆尽，虽然它们简陋而破旧，但我毕竟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在这里结婚生子成家立业并为公婆送了终，我有太多的喜怒哀乐留在这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里啊！
眷恋而复杂的心情让我产生了用画笔“抢救”家园风景的欲望。我去找单位领导问，什么时候开始拆，领导说快了，你想画就快画吧。就这样，从1997年到1998年，我利用节假日工余的零碎时间，选用色粉笔来画，由于比较方便，能很快抓住景物瞬间的色彩变化，表现力很强。我在巴黎奥塞博物馆曾看过法国印象派画家德加和劳特累克的色粉原作，他们画舞女和浴女美极了，尝试色粉画，不能不说是受了他们的影响。日积月累，两年下来竟攒下了一批带有特殊痕迹的作品。
家园的变迁让我找到了自己别样的情愫，以及表达它们的方式。它既是属于怀旧范畴，又是个人感观的最好记录。我才发现这些司空见惯的北京景物，其实也很美，一种难以言述的美，它们是通过年年月月的光阴，瞬息万变的光线，磕磕碰碰的人群，日出日落，甚至是从沙尘里表现出来的。当然北京的雨和伞，是我最为钟情的！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被称作现代绘画之父的塞尚是把平常景物画成艺术品的楷模。他认为没有这个本事，当不了真正的画家。
我常想，身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也把我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情感，平平常常的、年复一年的，然而又是别具特色的日子画出来，留给后人看一看呢？哪怕日后被他们嘲笑地说：“哦，上个世纪这个叫赵蘅的女人画得真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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