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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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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玉郎

作家:张 昊
        古庙钟楼上悬吊的巨大铁钟撞响了,声音噌震耳,引得山谷回鸣,连我们临时住宿的小屋都止不住在这巨大的鸣响中瑟瑟发抖,窗纸发出了窸窸窣窣的声音。
        我猛地撩开被子,伸手抓过放在窗台上的手表。时针正指向7点。我知道,山村新的一天开始了,钟声是招呼村里孩子们上学的信号。
        我们住的是古庙后面的一个跨院,院子偏僻而又有些破败。院墙上青灰色的泥皮早斑斑脱落。古庙的前院稍好些,正殿和两侧配殿以及前殿都早改作了学生教室,据说已大修了两次。我们住的后院不仅墙破,就连住的房子的前装锈,被山里人称作“盘肠”的雕花窗棂,早不知什么时候断了好几根。因为窗格空隙大,糊上的窗纸,稍有风吹便呼呼嗒嗒响。“小伙子,睡得怎么样?”睡在迎门木板床上的老艾似乎早醒了,站在床边边叠被子,边回过头朝我挤了挤眼,很坏地笑了笑。
        我这才明白老艾坚持要我睡土炕,内中多少有些恶作剧的成分。我是平原人,家里也睡土炕,但我们那儿的土炕是用柴草烧的,到后半夜就显凉了。山里则是煤火大炕,夜里,炕板烫得人不敢挨。我睡的是个单人土炕,村里产煤,怕孩子们冬天挨冻,往往学校把煤火费往大队一交,什么时候没的烧了,学校一句话,就有牲口给驮来,想烧多少烧多少。学校的煤可劲烧,所以学校里比一般社员家庭要暖和得多,学校的土炕自然也比村里人家的热。
        夜里,我真有一种放到铁铛上被烙的感觉,直到后半夜才勉强睡着,早上醒来,嗓子直发干。我不由得怨起老艾来:“你老小子没安好心,想把我烙煳哇!”老艾说:“你小子刚参加工作,也得叫你受受呢。”
        这时,院子里传来了老刘的声音。一个工作队3个人,老艾是组长,我和老刘是队员。老刘因为家里有点事,头天晚上回家去了。他是本公社人,家离我们下乡的村子不远,所以一大早就赶回来了。
        学生们陆续走进校门了。这段时间,也是老师们开饭的时间。等老师们一个个打完饭,端回宿舍去吃,我和老艾才走进伙房。伙房就在我们住屋的北侧,是个两间的小屋,但比标准的两间要小得多。屋内设备及其简陋,靠门边有个能盛两担水的水缸,缸边有个放刀铲和碗筷的柜橱,柜橱是硬山木做的,早被油烟熏得看不出颜色。
        屋东头贴山花墙有个半人高的土灶,俗称“大炉子”。屋里并齐摆了两张条桌,桌边有长凳,是专供吃饭用的。早饭很简单,一人一个馒头,一碗白米粥,外加小半碗腌萝卜条。
        我和老艾一进屋,伙房的温师傅便把饭菜端上了桌。腌萝卜条咸中略带点酸,脆而可口。我和老艾一边吃着,温师傅就背靠着柜橱面向着我们,和我们闲聊。
        老艾一碗粥喝下去了,还想再来点,温师傅就又给他盛了半碗。借把粥端上桌的机会,温师傅试探着问了句:“你们这次来,是不是又搞运动?”
        老艾说:“没错,是要搞运动哩!文化大革命搞了七八年了。可树欲静而风不止,总有人蠢蠢欲动,不搞哪行!”
        “是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么。”温师傅随口说。
        我发现老艾和温师傅很熟,说什么话也不回避。而一般情况下,公社工作队进村搞运动,多数人会敬而远之。就拿学校老师来说,三三两两进屋打饭,有人明显和老艾很熟,也只是面带微笑打声招呼,打完饭转身就离开了。温师傅就和别人不一样。饭后回到住屋,我问老刘,老刘告诉我,温师傅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回乡的复员退伍军人,平津战役时还负过伤,回乡后由政府给安排的工作,而且早就入了党,这样的人政治上完全可靠,有时工作组下乡,为了多了解一些情况,还主动找他聊一聊呢。我不由对温师傅产生了几分敬意。
        虽然已进入冬季,但村里社员的活儿仍然很紧。即便到了数九隆冬,种田人也要积肥运肥,扶长堰,为来年的春耕生产做准备。工作队进村,白天基本没什么事,开会研究工作,都要到晚上,而且差不多都要到10点钟以后,因为10点以前大队不是开会研究生产,就是忙于杂七杂八的事。这样,工作队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夜猫子。进村第三天的晚上10点多钟,在村党支部办公室,就运动的搞法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为了配合公社工作队的工作,村里专门成立了运动领导小组。组长由村党支部书记张海成担任,组员有两个,一个是大队支委,管村里治安保卫的老耿,另一个是大队会计尚二和。会议开始,老艾先讲了公社党委的意见,说此次工作队下乡,仍是帮助村里搞运动,至于重点是什么,矛头对准什么人,上级没有具体指示,只是说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千万不能放松,特别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村支书张海成40多岁,一看就是个十分稳重的人。老艾讲完,张海成接着讲。他的讲话,实际上是代表村党支部做个表态性的发言。他声音略高,表情严肃,句句显得很有分量。张海成的发言集中到一点,就是村党支部一定全力配合公社工作队,把运动搞好。村里抽出来的来领导小组的3个人,保证完全听从公社工作队的指挥,而且随叫随到。张海成的话虽显得铿锵有力,但明显让人感到有种官场上常玩的虚的一套。可他的话分明又无懈可击,除了用了几个诸如“指示”、“命令”一类的有些过头的词儿,让人多少感觉有点不舒服,可这样的词儿哪个干部不用!
        听了张海成的表态性的发言,老艾似乎一时没弄清对方的意思,但还是一本正经而且拿腔拿调地肯定了村党支部的积极态度。
        接下来改切入正题了,就是说,村里有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些新动向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是什么人胆敢继续对抗运动,蠢蠢欲动,和文化大革命唱对台戏。
        一盏明亮的电灯下,公社工作队的3个人,加上村里运动领导小组的3个人,合计6个人,围着两张并在一起的八仙桌,开始认真思索起来。
        我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工农兵学员,不了解情况,自然不便发言。老刘呢,据说因为家庭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受到了冲击,直到最近才恢复工作,所以处处谨小慎微。6个人开会,实际上要发言拿主意的还剩4个人。4个人中,张海成是村支书,他只要是一开口,就是板上钉钉,说整谁就整谁了,所以不能先发言。老艾呢?公社工作队队长,得最后拍板。耗了半天,不该发言的和不该先发言的几个人,不由同时把目光集中在了大队治保主任老耿和大队会计尚二和身上。
        眼看过了11点了,老耿终于忍不住了。他一开口,没道出村里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而是先来了两句俗谣:“张家窑儿两头凹,有时死俩有时死仨。”
        老艾有些不耐烦了:“你不讲什么阶级斗争,念这玩意儿干嘛?”
        尚二和在一旁解释:“这是一句在村子里传了几辈子的话,最近村里又死了两位老人,有一位是老地主。”
        老艾不高兴地说:“死不死人的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老艾还糊里糊涂,连我都明白了,老耿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老地主不死的话,只要随便在他身上找点毛病,算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虽然是只死老虎,拉出来斗一斗,总比找不到斗争对象强。
        张海成说:“甭说人死了,就是没死,自运动开始以来,七斗八斗,人都成了烂茄子了,再斗也提不起大家的兴趣。我看咱们还是动动脑筋,从别的地方想一想。这二年,连续抓偷秋的,还真抓了几个典型,批也批了,罚也罚了。还别说,这么整整还真管事,今年秋天偷集体东西的少多了,就是有,也都是小偷小摸,想上纲上线都够不着。”
        老艾半玩笑半认真地说:“照你说的,阶级斗争真熄灭了?”
        张海成一笑:“我可没那么说。我是说,咱们几个动动脑筋,往别处想一想。”
        尚二和因为是会计,别人发言时,他一直在低头翻他的账本,有时还轻轻地拨拉两下算盘珠。就在大伙绞尽脑汁,却连一个“新动向”都提供不出来供分析研究时,他突然抬起头,试探地问:“我拿不准,所以一直不敢开口,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阶级斗争新动向。”
        老艾立时来了精神:“拿不准不怕,说出来大伙研究么。快说,是什么问题?”尚二和说:“这几天聋子又上二毛驴家去了。”
        老耿不屑地说:“一个跑瞎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
        张海成坐在一边一声不吭。
        老艾说:“快说说是怎么回事。”
        老耿说:“就是俩人长期搞破鞋。”
        老艾说:“这也说说么,没准里边大有文章呢!”
        张海成一指挂在墙上的钟说:“依我看,这搞阶级斗争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你们看看都什么时候了,都夜里1点多了,有什么事咱们明天晚上再说吧。”
        我已经困得上眼皮直粘下眼皮了。老刘也在一边止不住打哈欠。老艾只好说:“好吧,明天晚上咱们继续开会研究。”
        第二天早饭后,我提暖瓶去伙房打开水,打完开水没走,便借机和温师傅聊起了夜间开会的事。因为尚二和说话半吞半吐,加上会开到很晚,来不及细说,我因为好奇,便问温师傅:“村里是有个叫二毛驴的吗?”
        温师傅笑了:“有哇,这个人可不简单,提起她来,村里大人孩子秧都知道。”“这个二毛驴是什么人,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呀!”
        我愈加好奇了:“女的,一个女的怎么叫这么一个名字?”
        “就因为她说话嗓门大,赛驴叫,村里人就给她起了这么一个外号。”
        “那么聋子是谁?”
        “就是长年和二毛驴瞎着的那个人,一个拉驴公子的。”
        我没听懂,就追问了一句。温师傅说:“嗨,驴公子就是给草驴配种的驴,我们这儿都叫驴公子。你问我这个,这回……你们是不是要弄他们俩?”
        “只是刚开了个头一切还都没定。”我说。
        温师傅轻叹一声:“她和聋子那点破事儿,够写半部书了。你们抓阶级斗争,眼睛怎么盯上她了?”
        这话亏得是温师傅这样的人说,要是搁别的人,随便给扣个什么帽子,轻的也要弄到会上批判一通,还要写上三五篇纸的检查。
        温师傅似乎也觉得自己的话有些不妥,忙往回说:“其实,教育教育这两个人也应该,一男一女就这么明铺暗盖的大半辈子,影响多不好。”
        这时,温师傅斜眼看了看屋外,见没别人,学生都进教室了,老师呢,该上课的上课,没课的也在办公室里办公,老艾和老刘正坐在我们住的屋子里闲聊,于是和我聊起了聋子和二毛驴的事。
        “这事儿说起来就话长了。”温师傅像是说评书一样开了头,“聋子姓许,叫许振山,不过村里人没人叫他名字,连几岁小孩开口都叫他聋子。他两只耳朵从年轻时就聋了,是实聋,除了下大雨时天上打大霹雷他能听见点儿,平时说话,你就是把嘴贴在他耳朵边上喊他都听不见。”
        “那他怎么聋的?”
        “那是那年打县城的时候,村里的民兵都去支援前线,他赶着毛驴驮东西在道上走,国民党的一颗炮弹飞来,在身边爆炸了,人没伤着,只弄了一身土,两只耳朵却给震聋了。”
        一串清脆的铃声从伙房斜上方飘过,铃声十分悦耳,我不由抬起头,隔着后窗,透过窗纸上的破洞往后面的山坡上望了望。小学校坐落在山根,正殿后面的山坡上有一条上山的小道,七折八绕地直盘绕到山顶。一个穿浅红色棉袄的小姑娘,正赶着几头毛驴,从学校后边的小道上山,大概是去地里驮东西。
        “这么小就会赶毛驴?”
        “说小也不小了,这丫头十五六了,初中没念完就不去了,家里就图她能挣几个工分。”
        铃声很快就消失了。温师傅则就此引开了话题:“要说这俩人好,还得从小时候说起……”
        这年,再过几天就到“立秋”了,可按照节令,还在伏天里。一场暴雨刚过,天气湿热难耐。本来,在这样的天气里,人和牲畜都该少歇一歇,可妞子的爸爸偏要她赶着毛驴去山上送粪。这时候去山上送粪自有道理,因为立秋前正是庄稼旺长的时候,秧子长得壮,孕出的籽粒也饱满。天交正午,妞子把毛驴赶到半山上,离自家的地还不到半里远时,毛驴突然身子一挺倒在了地上,嘴里呼呼喘着粗气,四蹄乱蹬,而且腿越来越直,连眼睛都快瞪起来了,浑身抽搐不止。妞子吓坏了,不知毛驴得了什么病。这头毛驴,还是去年家里花八斗棒子换的,是家里的命根子呀!妞子吓得大哭起来,边哭边大声喊救命。妞子害怕还有个原因,就是她那个脾气暴躁的父亲,平时对她不是打就是骂,要是毛驴真的死了父亲说不定会打折她的腿。就在妞子拼命哭喊,眼见毛驴就要伸腿瞪眼,口里直捯气的时候,一个小伙子听到哭喊声,从一旁的山坡上跑了下来。小伙子手里拿着一根磨尖了的旧铁丝,到了妞子跟前,一句话没说,照准毛驴鼓胀的腹部猛地扎了下去,铁丝一下子扎进去有好几寸深。妞子吓坏了,大喊着要小伙子赔她的驴。小伙子不慌不忙,把扎进去的铁丝用力捻了捻,又往深处扎了扎。奇怪,驴子的四肢不再剧烈地抽搐了,而是慢慢地舒展开。小伙子看了看妞子说,别哭喊了,没事儿了。果然,过了不大一会儿,毛驴出气便匀实了,而且挣扎着要往起站。妞子见毛驴又活了,感激地说,山子哥,要不是你……我爹非打死我不可。山子哥,我听说你会给牲口治病,今儿我算看到了,你这招儿是跟哪儿学的?你教教我行不行?小伙子说,我们家是祖传,从不教人。
        妞子那年15岁。生活也真会捉弄人,当年那个稚嫩秀气且皮实能干的小姑娘,渐渐长成个身高体胖的大姑娘,长出一副女人少有的大胎骨。再后来的后来,就得了个“二毛驴”的绰号。被妞子称为“山子哥”的,就是后来起了个大名叫许振山,再后来在支援前线时被炮弹震聋了两只耳朵,村里人开口闭口称“聋子”的人。
        “听您这一说,俩人自小是青梅竹马呀!”我说,“那怎么……”
        温师傅说:“反正据我所知,俩人从十几岁上就好上了。那时候,村里人几乎家家都养驴,有的人家还不止养一头。养个两头三头的。牲口也和人一样,哪有个不生病的,生了病就要治。要说给牲口瞧病,村里没有人能比得上许家,不说手到病除也差不多。就是牲口腿折了,人家用两个竹板给夹上,再上点药,过俩月牲口照样能干活。”
        温师傅接着说:“许家在村里不是老户,可也年头不少了。我听我爷爷说过许家是闹义和团以后没几年从山西过来的,那时候这道山沟刚红火起来,大大小小的煤窑有十多个,煤窑多,养牲口驮脚的就多,人家就是冲这个来的——给牲口瞧病,凭能耐吃饭么!”
        “看来许家当时的日子会不错。”
        “要论富裕程度,在村里排不上,可也能算个中等,反正吃穿不愁,挺让人眼馋的。”
        “那两个人怎么没走到一块儿,是不是因为八字儿不对?”
        “不是。”温师傅说,“这么说吧,许家不单会给牲口看病,还会养种畜,给驴给马配种。就因为养种驴种马,被人死瞧不起,一提许家,无论是谁,开口就说是‘配牲口的’。后来,到了说媳妇的年龄,许家早知道自家儿子和妞子好,又见妞子生得粗胳臂大腿,虽然长相一般,可能干活,就托人去妞子家提亲,结果让妞子爹给骂了出来。还说什么‘一个配牲口的腌里巴臜的人家,也敢登我家的门,你家儿子只配和牲口一块儿混!要是憋得难受,我去村头给你们拉一只母狗也行。’”
        “说这话嘴也真够损的。”我说,“那后来呢?”
        “后来,妞子爹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说什么妞子和山子好,甚至有人说看见俩人在后山坡草丛里猥上了。妞子爹知道闺女大了,真出点什么事会有辱家门,就来个倒托媒,把妞子许配给了本村一个姓孟的人家。其实姓孟的那小子是个病秧子,妞子爹只图孟家有几间房,有十多亩地,还在村北的山沟里开了个小煤窑,每天都能有进项。”
        “那妞子能同意吗?”
        “那年头,闺女嫁谁不嫁谁完全由父母做主。何况那时候小日本早已进了中国,兵荒马乱的,日子不消停,媒人到孟家一提,
孟家就同意了。而且说办就办,不出几天,就把妞子娶了过去。妞子死不同意,临出嫁又哭又闹,结果被几个大男人,用绳子捆着,硬是捆绑着上了毛驴送到了孟家。”
        “看来,这是一桩根本没有爱情的婚姻,一个真正的悲剧。”
        温师傅一笑:“爱情?那年头一提这词儿都让人酸倒牙,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错,婚姻是终身大事,可哪个姑娘能自个儿做主,还不是听天由命。”听到这儿,我真的有点同情两个人了。
        匆匆过了一天,晚上10点多钟,运动领导小组的人继续开会。几个人坐下还没聊上几句,就听院子外边传来一阵吵闹声,紧接着,杂沓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显然,来的不是一两个人,大概有七八个人,而且吵闹声越来越大。只听一个声音大声嚷道:“你们敢抓我,我是贫下中农!毛主席都说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这人显然是在拿毛主席的一段语录在为自己辩护。
        有人随即批驳:“你贫下中农怎么着,贫下中农也不能干坏事!偷集体的粮食,这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
        “你们说偷就算偷啦?这叫胡乱栽赃!是别人藏到地里边我捡到的,我要不捡,时间一长就沤烂了。你们可知道,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反正不能听你一个人的,咱到大队评理去,大队还有公社工作队呢!”
        “工作队我就怕啦,那个姓艾的队长我认识。”
        会是不能开了,几个人吵吵嚷嚷,加上跑来看热闹的人,一下子把院子挤满了,男男女女都有,有好几十个。老耿说:“我出去看看。”他和张海成打了声招呼,推门走了出去。
        见管治保的人出了屋,双方的吵闹更厉害了。我们几个坐在屋里,侧耳听着窗外的声音,马上就明白了。每年一过“霜降”节,地里的庄稼早收光了,树上的果子也摘得差不多了。而按照往年的习惯,一到“立冬”,大队和各生产队抽出来护秋的人也都该撤了,就在护秋的人该撤还没往回撤的时候,两个大队护秋的人逮着了一个人。护秋的人说,他们是在村北小道上把人拦住的。天都10点多了,道眼儿早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人背个背篓,里边像是有什么重东西。拦住一翻,果然发现里边有半口袋红小豆,大概有五六十斤。这人一口咬定,他是从地里捡的。问他是从哪儿捡的,他说是道边草丛中。护秋的坚持说,就是捡也是他事先藏在草丛里的,单等护秋的一撤,偷偷弄回来,不然天这么黑,他怎么知道那草丛里有半口袋豆子。这人说,他是天没黑时看见的,捡到后又在自家自留地里干了会儿活,往回赶时天已大黑了。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场里打豆子时,有人趁人不备,偷偷把半口袋红小豆藏在了路边的草丛里,当时不敢弄回家,怕护秋的给逮住。那么,这半口袋红小豆是什么人藏的呢?如果真像被逮住的这个人说的是别人藏的,想弄还没来得及往回弄,恰巧被他发现了背回,问题的性质就变了。可事情真这么简单吗?别人怎么发现不了,就他能发现,十有八成就是他事先藏起来的,根据这一点,就能断定这人是个小偷,偷集体的粮食,按制度就该受到批判,而且要交几倍的罚款。可凭什么说就是这人偷的呢?毕竟当场没抓住哇!看来事情还真有点复杂,处理起来让人挠头哩!
        外边的吵闹声越来越大,而且炒得越来越凶,眼看双方要动起手来。一方坚持说,豆子就是你偷的,要不然怎么就你能看见。一方说,你还别把屎盆子往人脑袋上扣,没有证据凭空造谣生事,我要到公社去告你们。到后来,连一旁看热闹的人也跟着起哄,又嚷又吼,反正向着哪方的都有。院子里的老耿实在没辙了,干脆跑回了屋,冲张海成和老艾喊道:“张书记、艾队长,你们俩说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吧,不然真要闹出人命呢!”
        老艾坐着没有动。张海成走出屋,站到门口台阶上,冲几个纠缠在一起的人说:“你们打呀,打呀,我可先声明,打破了脑袋大队合作医疗也不给治。”
        张海成简单的一两句话,居然把院子里的人给镇住了。张海成接着说:“粮食是集体的,先把粮食搬到大队仓库去!”
        那个被逮住的人仍表示不服气:“豆子是我捡的,按老规矩就应该归我。”
        张海成说:“你不是能捡吗,明天你再捡半口袋去呀,甭管是黄豆黑豆绿豆,你只要再捡回半袋来,这半口袋豆子也归你。你
要是捡不回来,可就别怪对你不客气了。”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不大一会儿,聚在院子里的人纷纷散去。张海成回到屋里,对老艾说:“艾队长,我看咱过两天再研究算了,不就是一男一女瞎着吗,人跑不了,事儿也抹不掉,早收拾还是晚收拾这俩人还不是一样。”
        老耿附和说:“我看也往后拖两天算了,刚才院子里这么一闹,弄得人脑仁直疼,一点情绪都没了。”
        老艾说:“刚才这件事说明什么?不正说明你们村的阶级斗争没有熄灭吗!你们想想,有常年搞破鞋的,有偷集体粮食的……别看只是半口袋红小豆,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要动脑筋想一想,是什么人把这半小袋子豆子偷偷藏在草窠里的,我看护秋的人分析得对,很可能就是那个口口声声说自己捡东西的那个人。不管是谁,偷盗集体的粮食,都是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至于聋子和二毛驴的事,我们不能仅仅看作是普通生活作风问题。两个人长期这样鬼混,无视另一个男人的存在——唔,也就是二毛驴丈夫的存在,是和婚姻法相对抗,毕竟人家才是合法夫妻嘛。再说,聋子和二毛驴的行为,本身就是在毒化社会主义空气,引导人们腐化堕落。当然,批判他们就得上纲上线,我给他们定的调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要坚决批判聋子和二毛驴的资产阶级生活方
式!……这也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
        学校从村西一个生产队买了些雪里蕻,准备腌上冬季做咸菜吃,是生产队赶牲口的师傅赶着毛驴给驮来的。虽说已入了冬,外面已冷得让人伸不出手,一则学校位置向阳,另则伙房灶大火旺,又是上午10点多钟,屋里显得热烘烘的。伙房的门半开着。温师傅又从供销社买了些肉,打算趁鲜来个雪里蕻炒肉末。温师傅把菜放在地上,正在一点点择菜,想把菜捋成把儿再洗。这时,我走进了厨房,边蹲下来帮温师傅择菜,边和温师傅聊起了聋子和二毛驴的事。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弄这两个人?”
温师傅问。
        “也就是三五天吧。”我说。
        温师傅说的“弄”,是整人的意思,含有批判、审问或是其他更严厉的手段,像过去山里边搞土改,把人捆绑、吊打、禁闭,都用得着一个“弄”字。但对于聋子和二毛驴,也就是批判批判,让两个人彻底断绝关系,不再往来。一个有夫之妇,多年和另一个男人鬼混,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可说到弄这两个人,只有老艾态度最坚决,村支书张海成似乎对此事不支持也不反对。村里边抽出来的负责搞运动的三个人,只有管治保的老耿态度积极些。
        我出于好奇,问:“温师傅,聋子是不是从来就没说过媳妇?”
        “没有,聋子一辈子就没结婚。自打妞子出嫁,他就跟疯了一样,折腾了好一阵子。他爹知道他得了相思病,便托媒人给他提亲。媒人还真给他领进门一个,是从道儿上捡的。”
        “怎么从道儿上捡的?还有捡来的媳妇?”
        “有,怎么没有哇。那年正赶上荒年,小日本又搞经济封锁,山里百姓没吃的,便携家带口逃荒要饭。那姑娘比聋子小几岁,在逃荒的道儿上饿昏了,被人领进了村。媒人正愁没地方给聋子找媳妇去,就和姑娘一商量,把姑娘领到了他家。谁知聋子死活不答应,聋子爹没办法,就把姑娘认了闺女,养在了家里。几年后,聋子爹还真像聘闺女一样把姑娘嫁了出去。”
        “看来这是个好人家,人老实,心也善。”
        “没错,聋子家几代人都是老老实实,就凭给牲口治病,加上拉个种畜什么的混碗饭吃。”
        “二毛驴呢,她有孩子吗?”
        “没有,始终没有,就老俩。”
        “那……二毛驴和聋子算不算拉帮套?”
        温师傅轻叹一声:“真说起来,连拉帮套都算不上,拉帮套还要有正式手续呢!”
        “那俩人长期这样混,二毛驴的男人不知道吗?”
        “那怎么不知道哇,不但知道,还乐意他们这样做。”
        “那是为什么,哪有一个男人心甘情愿戴绿帽子的?”
        “这你就不了解了,前两天我跟你说过,自打结婚的时候起,那男人就有喘病,而且身子骨儿弱。听说俩人成亲没过俩月,二毛驴就主动去找聋子了。有人还在山坡的草丛里逮住过俩人,为这事聋子还被扒了裤子游街。就这样也不管事,人家俩人就是好,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这一好不打紧,一下好了二三十年。这些年呢,二毛驴那男的喘得更厉害了,走不了几步就得扶着墙喘一阵,后来就干
脆不出门了,村里人一年四季也见不到他。要说聋子,五十叁四岁了,走道儿还带风,要是跑山道儿,一般小伙子都跑不过他。掐指算起来,少说也得七八年了,二毛驴的家就是聋子养着呢。”
        “怎么是聋子养着?”
        “这不明摆着么,二毛驴的男人干不了活,二毛驴也50多岁了,又胖,挣不了几个工分,还不都是靠聋子养着。聋子拉个种驴,每天能挣10分,赶上给牲口配种,给哪个生产队的牲口配种,哪个生产队得给出几斗粮食,还要给10块钱。粮食留下了喂种畜,钱呢?交给大队,聋子呢,每拉牲口配一次种能得到5毛钱。一年下来,聋子挣的工分和钱都给了二毛驴家。甭说这个,生产队每隔俩月分点油分
点面,聋子自个儿一点也不留,全给二毛驴提拎去,所以聋子什么时候去都是硬气的。只要聋子一去,那男的就会躲到一边的屋子里去。他们家院子大,房子有六七间,正房两边还有厢房,又是独门独院,聋子来去都方便。”
        “看来两个人是真有感情呀!”温师傅说:“要说聋子和二毛驴的感情,那没的说,村里好多名正言顺的夫妻都赶不上。要说怨,就怨二毛驴的爹,生生把俩人给拆散了。名义上是拆散了。可实际上,俩人一辈子就没分开。要说农村这些事儿,8天8夜也说不。”
        “我明白了。”我说,“婚姻和爱情有时候真是两码事,相爱的人到不了一起,不相爱的人反倒捆绑成了夫妻,这其中的是是非非,谁又能说得清。……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工作组和聋子第一次正面“接触”。
        按照分工,老艾负责“审”,老刘在一旁帮腔,我负责做记录。大队领导小组的3个人,村支书张海成因为要顾及村里的大事小情,就不参加问话了。尚二和是会计,又赶上快到月底,也忙得很。领导小组的3个人,只抽出村治保主任老耿陪着公社工作队抓运动。
        一切都早已布置好。为了不惊动村里人,决定晚上9点以后由老耿把聋子带到大队,但不知怎么,信儿还是透了出去。或许是老耿去聋子家找聋子时惊动了旁人,信儿悄悄传开,以致和聋子住邻居的,还有和聋子在一个生产队的人,多数人都知道了。自打文化大革命开始,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不是整人就是斗人,村里人对这样的事十分敏感。这一点,从老艾我们3个人一进村,村里人好奇而略带猜测的目光中就看出来了。工作队利用农闲搞运动,已连续搞了两三年,这次该把矛头对准谁呢?只要工作队还没采取行动,人们就忍不住会有种种猜测。工作队进村后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村里人的眼睛。这天晚上,老耿去找聋子,聋子聋耳背听,免不了要和老耿嚷嚷几句,这一来,事情就难免不走露风声。
        大队西厢房靠北的山花墙前放了两张条桌,工作队的人就坐在条桌后面:老艾居中;我坐在老艾里边,面前放着十几张白纸,是做记录用的;老刘坐在老艾外边。条桌前边是一个条形木椅,一把椅子能坐四五个人,是大队开会时社员专用的。长条木椅一侧临门又有些靠窗的地方,放了两把椅子。两间西厢房,还有屋子里的桌子椅子,似乎从运动一开始就没有变过,只要有人挨整,就会弄到西厢房,无论被叫到西厢房的人是被勒令交代问题,还是写保证书或写检查,甚至是被罚站、挨批判……西厢房靠门口的两把椅子,是为负责看管
人的人而特意布置的,坐在靠门口的椅子上,只要被整的人稍有不老实,马上就可以采取必要的行动。这天晚上,门口的椅子自然是为老耿预备的。
        老艾对我说:“小伙子,你可要认真记录,马虎不得,要知道这是阶级斗争。”我说:“你放心吧,我保证一字不落。”
        大约9点半钟,聋子被带进了大队的院子。奇怪,聋子一进院就大吵大闹——不,仿佛在街上走着,聋子就和老耿一直在嚷,人没进院,声音早飞进了院子。紧随其后的,是一群即使夜里不睡也要看热闹的人。大队并不宽敞的院子顿时乱了起来。老耿似乎是在后边推搡着聋子,强行把聋子弄进院的。一进院,聋子就大声嚷起来:“老耿,我知道你是管治保的,你觉得你管治保我就应该怕你?我才不怕呢!告诉你,我不偷不抢,不破坏生产,你怎么不了我……”
        老耿闷声吼道:“你和二毛驴长期瞎搞,败坏社会主义空气,比偷抢还厉害!”
        聋子被强行推进了屋。老耿紧随其后,后脚刚迈进门槛,转回身便把屋门猛地一下关上了,还伸手抻过一把椅子紧紧顶在门口。赶来看热闹的人进不了屋,便一个个扒着窗台,密密地挤在一起,宛如一群蠕动在巢上的蜜蜂,竭力透过破了的窗洞向里巴望。
        许是屋内的电灯过亮,聋子乍走进屋,被强光刺得睁不开眼,止不住用手狠命地揉眼睛。过了大约有一两分钟,聋子才看清山花墙边坐在条桌后边的人。老艾表情严肃,面色阴沉。老刘虽然不像老艾那样紧绷着一张脸,目光也严肃得吓人。只有我——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尽管还不懂得装腔作势,但也知道在这种场合不能随随便便。老耿呢,坐在靠门的椅子上,两眼紧盯着聋子,距聋子只有两三步远,只要聋子有一点不规规矩矩,他马上会站起来制止。聋子呢,则受审一样在地中间直直地站着。
        问话开始了,这注定是一场毫无结果的对话。本来在此之前,依老耿的意思,是先把二毛驴叫到大队,是批是斗先弄她。可老艾说,这男女奸情的事,哪有先问女的的,女的脸皮儿薄,还是先问男的好。老耿说,问聋子还不如吆喝牲口管用,吆喝牲口牲口还会听,知道向前还是后退呢。老艾说,他总不至于一点都听不见吧,只要能听见点儿,就得先问他。老耿无奈只好按老艾的意思办,虽然他知
道问聋子绝然问不出什么结果。
        “聋子,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叫到大队来吗?”老艾用比平时说话大几倍的声音开了头。
        聋子见老艾嘴巴在动,眨了眨眼睛,用手一指老艾:“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你姓艾,前年冬天搞运动就是你带的队。记得那天你们工作队进村时,我正赶着毛驴往回走,对了,牲口驮的是白梨,那是我们队煤洼的梨,特别甜,我记得队长还给你们装了一大书包。那梨怎么样,好吃不好吃?我跟你说,再没有比煤洼的梨好吃的了,又大又甜,汁水又多,咬一口顺嘴直往下流……”
        我以为聋子在故意打岔,心想,这老家伙可够狡猾的。
        老艾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他只说了一句,聋子一口气来了十句二十句,仿佛不是他要聋子老实交代问题,而是聋子在给他讲述一段有趣的故事。
        “你给我老实点!”老艾简直怒目圆睁了,“你老实交代,你和二毛驴究竟是怎么回事。”
        聋子稍稍愣了一下,说:“我知道你们让我上大队干什么来了,我们队库房前两天被人撬了,丢了不少东西,还有一麻袋核桃。谁都知道核桃现在涨价了,供销社收购四五毛钱一斤,有20斤就能卖10来块钱。可那钻窗户入门的不是我。要说这事儿也好查,谁家自留树能打多少核桃,大伙心里都有数,等小偷到供销社卖核桃时一逮一个正着……”
        直到这时我才相信,聋子的两只耳朵的确是什么也听不见,老艾的声音再大,他一个字儿也听不到,所以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
        窗外一个小伙子喊了起来:“聋子,交代你和二毛驴的问题。这几天你又和二毛驴亲热没有?什么时候去的?”
        小伙子的话音刚落,一伙人紧跟着起起哄来,与其说是取笑聋子,不如说是看公社工作队的笑话。
        老艾尴尬极了,如果再问下去,聋子不知又会吐出一堆什么话来,可如果不继续问,他这个公社派来的工作队队长怎样下台!见老艾有些困窘,一旁的老刘不得不出面了。老刘站起身,凑到我面前,伸手拈起一张白纸,又从我手中要过钢笔,坐都没坐,站在桌前三画两画,在纸上草草画了个小毛驴,还在右上角写上个“二”字。
        老刘一手捏住纸的一角,双手举起来对着聋子。聋子觑眼看了看,觉得纸上画的是一头幼小的骡子,随即脱口说:“唔,我明白了,你们是说5队的一头毛驴下了个小骡子。这事儿我知道,那头母驴有点老了,下骡子时劲儿不够,我还给扎了一针。生下的小骡子可壮实了,正好5队那头拉车的牲口也老点了,这小骡子养几年就能使上。”
        事情竟这样令人啼笑皆非,问什么话,聋子一点也听不见,画幅画提醒他,他竟来个阴错阳差。老耿这时实在忍不住了,从椅子上霍地站起来,两步走到聋子面前,又从老刘手中拿过那张画有一个小毛驴的纸,直举到聋子眼前,右手一指纸的右上角写着的“二”字,厉声说:“你……你看看这是什么?”
        聋子虽然一天学校也没进过,但跟着父亲读过几天药书,主要是父亲要他把祖上传下来的给牲口看病的绝招学到手,所以也认得几个字。看到纸的右上角的字,又细细辨认了一下纸上的画,聋子恍然大悟:“……唔,我明白了,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把我弄到大队来了。你们是说我和二毛驴的事。”
        老艾一拍桌子:“你装什么糊涂!你赶快老老实实交代,不然你过不了关。”聋子又眨巴眨巴眼,一指老耿:“这事儿你问老耿,我和二毛驴的事他都清楚。”老耿吼道:“我清楚什么?你们那偷鸡摸狗的事儿只有你清楚!……”
        和聋子的第一次谈话没有任何结果,却搞得老艾很疲惫。过了一夜,老艾早起刷牙时,牙刷还插在嘴里,嘴角挂着不少牙膏沫,便唔唔噜噜和老刘商量,说跟聋子谈话太别扭,真不如直接找二毛驴交代问题。老刘说,老耿早就说先找二毛驴谈。老艾说,不过聋子也没白找,毕竟有了接触,知道聋子是怎样的人了。
        吃过早饭,老艾说烟没了,就拉了老刘去村里离大队不远的供销社买烟。我无事可做,便到学校老师的办公室想找份报纸看看。难得的是,小学校不知通过什么关系还订了份《参考消息》,这可是不公开征订的报纸,报纸上的每一条消息都令人感到新奇。我找了份当日的《北京日报》,又随手拿了份《参考消息》,出老师办公室往宿舍走时,温师傅正端着半筐子黄土往伙房走,迈上两道台阶,要进屋没进屋时,见我从一边走过来,便停住了脚步。
        温师傅说:“昨晚你们找聋子了?”
        “找了。”我站在台阶下,抬眼望着温师傅,“您怎么知道的?”
        “这事哪有不知道的。”温师傅说,“村里有什么风吹草动,不出半天就会传开。”
        我把手中的报纸卷成卷儿握着,随温师傅走进伙房。
        温师傅把土倒进灶边用来和煤的槽子里,双手在围裙上抹了抹,说:“看来你们真的不了解情况,找聋子——那还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谁也没想到他一点也听不见。”
        “不光这个,不论什么人,他都敢直眉瞪眼和人吵呢。”
        “那他就不怕运动?”
        “怕运动?”温师傅说,“解放20多年了,聋子的思想还在旧社会。你想呀,这些年,不管搞什么运动,也不管上级有什么指示精神,不管是谁讲话,也不管多大干部讲话,他连一个字儿都听不见,所以他什么精神也得不到。弄了归齐,他还讲他的死理儿。那他和二毛驴的事,过去根本不算回事。现在讲是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连资产阶级什么样儿都不知道,懂什么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就认定他和二毛驴好是应该,别人管不着。他咬住这个死理儿不放,别人是什么他又听不见,不吵起来才怪呢!……”
        我明白了。看来聋子的思想还停留在旧社会所以和新社会的一套格格不入。温师傅说:“从聋子这儿打不开缺口不如找二毛驴谈一谈。”
        这时,一个人风风火火跑进了小学校,来到后跨院,没进屋,便在院子里喊了起来:“温师傅——温师傅——”
        温师傅听出来了,在屋里应了声:“六子,你不知学校正在上课,瞎喊什么?”
        叫六子的人走进屋,温师傅问有什么事。六子说,你快去看看吧,骡子把人给踢伤了。温师傅又问是怎么回事。六子说,队里新买了一头骡子,准备驾辕用的,可这头骡子脾气暴,就是不入辕杠,怎么也套不上,赶车的气坏了,用鞭子狠抽了一下,这骡子一扭屁股,一蹄子踢在了把式的手腕子上,八成是骨头劈了。原来温师傅在部队时当过卫生员,还跟一个接骨匠学过接骨。村里有赤脚医生,可接不了骨,所以有时碰上有人脱臼或是骨折什么的,都会找温师傅。
        温师傅放下手中的活儿,说了声:“走,我跟你去看看。”
        走出伙房时,温师傅说:“遇上脾气暴的牲口,找聋子呀!”
        六子说:“原先是说找聋子,可把式也是老把式了,说自己能行,结果谁知……这会儿派人找聋子去了。”
        听说派人去找聋子了,温师傅说:“你也没事儿,还不跟着去看看热闹。碰到这样的事,村里除了聋子,别人还真不灵哩!”
        我也正想去看看,便说:“等我把报纸放屋里,随后跟你们去看看。”
        新买牲口的队是第5生产队。院子里已聚了不少人,有在队里干活的,也有跑来看热闹的。一头高大的铁青色的骡子,在院角一株尺把粗的柳树上拴着,柳树旁,有一挂鞍辔齐全就准备套上牲口出去干活的马车。人们不敢靠近骡子,只远远地在一旁瞪大眼睛看着。
        被牲口踢伤的车把式有四十五六岁,正坐在台阶上,右手托住左手手腕脸上一副痛苦的表情。见温师傅进了院,把式忙站了起来。温师傅凑过去,让把式依旧坐在台阶上,然后坐在把式的右侧,转过身,伸左手托住车把式受伤的手腕,用右手指尖细细致致摸起来。车把式的手腕早已红肿。温师傅只轻轻摸了几下,便说:“没什么大碍,就是腕骨有点儿劈,不过不用上夹板,让医生给抹点消炎药,再用纱布缠上,养养就好了。”
        六子赶紧去村里叫赤脚医生。聋子这时还没来,队长就叫车把式先去队部的炕上歇一歇。温师傅也随着走进了屋,趁热给车把式揉起来,免得腕部淤血。队长知道我是公社工作队的,于是十分客气地也把我让进了屋。
        我刚走进屋,坐下没两分钟,聋子就来了,而且一进院就嚷:“野牲口不通人性,和牲口打交道千万要小心。什么时候牲口驯服了,也就听人的话了。”
        屋里的人知道聋子进了院,纷纷从屋里走了出来。
        大青骡仿佛有灵性似的,刚才还在不停地冲围观的人调屁股,聋子一进院,便把屁股掉过去冲着墙了。
        聋子问5队队长:“鞭子呢?把鞭子给我!”
        队长把立在墙边的鞭子拿过来递给了聋子。聋子右手抓住鞭杆,稍稍晃动了一下鞭绳,左手顺势一下抓住了鞭梢,看了一眼说:“不行,这鞭梢不行,尖都劈了,得换一根。”
        有人打开库房的门,从里边取出两根新鞭梢。聋子拿过一根长一些的,很快将尖劈了的鞭梢摘下,换上了新鞭梢,然后小心地向大青骡靠近。
        大青骡显得紧张起来。见有人在慢慢向它靠近,屁股贴墙更紧了,看样子是要护住臀部,免挨鞭笞。
        在离大青骡有七八步远的地方,聋子站住了,他扭头瞥了一眼身后的看热闹的人,命令道:“旁人都闪开,小孩都躲到屋里去,免得骡子受惊,踢着踩着吃饭都不香!”
        队长把妇女和孩子都招呼到屋里去了,院子里只剩下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
        聋子又往前迈了两步,还试着晃了晃鞭杆。大青骡见鞭梢摆动,以为又要挨鞭子,屁股没有动,两腿却夹紧了,似乎随时踢胆敢靠近一步的人。聋子又把鞭梢晃了几下,鞭梢每晃荡一下,大青骡便把屁股紧张地调一下,但只见鞭梢晃荡,却不见鞭子落下来。大青骡于是松懈下来。聋子看准机会,猛一挥鞭,鞭梢像半空中舞动的小白蛇一样直朝大青骡耳跟子闪去。只见大青骡浑身猛地一阵痉挛,眼
看四肢发软,再也支撑不住,就在肚皮就要擦地的一刻,大青骡又用力一挣站了起来。聋子走过去,把拴骡子的绳子解开,牵着大青骡到了大车前,用手一拍大青骡的屁股,大青骡乖乖地倒退着退到辕杆内。聋子把鞍子给大青骡披上,很快把车套好。
        在场的人无不佩服,忍不住对聋子啧啧称赞起来。
        聋子走过来,把鞭子递到队长手中:“记住,这一鞭叫‘绝命鞭’,弄不好会一下把牲口抽死,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这一手。我就是告诉了你们,也不许你们使:就是用鞭梢抽牲口耳台边一点,抽偏了不管用,抽重了,牲口不是死就是废喽。”
        聋子要走了,临出院,回过头一指队长说:“我知道你是队长,你是队长这一招也不许你用。你队长也没这个权力,因为你不会用。再说,养牲口要爱惜牲口,我刚才说牲口不通人性,实际上是人有时候没人性,牲口不听话就怨牲口,牲口不听话是人没能耐,怨不得牲口,只能怨人。”聋子说最后两句话时,人早出了院子。
        既然找聋子不会有什么结果,工作队只好不再找他,而是找二毛驴。
        这天晚上,二毛驴被叫到了大队。负责问话的几个人和第一次对付聋子的阵势一样:老艾和老刘负责问话;我在一旁做记录;老耿仍坐在门边的木椅上看着。
        二毛驴直直地如木桩一样站在屋地中央,摆出一副挨整的架式。这女人50多岁,粗手大脚,一张脸圆圆的,大得赛2号茶盘,看样子有些浮肿。
        老艾没开口,老耿先说话了:“二毛驴,公社工作队的几个人可都在这儿,你可要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不然会对你不客气。”
        我有些吃惊,这不是在街上,而是在大队部,村里负责搞运动的人郑重其事地在找人训话,怎么开口就叫人绰号,而且是对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
        二毛驴似乎不计较别人叫她什么,或许,她在村里早颜面失尽,再没有任何人的尊严,一个绰号在村里人叫起来比叫她的名字顺溜得多。或许她一颗心早已麻木,名字也好,绰号也好,不过是一个人在世间混为了和别的人区分而必须要有的一个符号。
        二毛驴开口了。她嗓门老大,说话瓮声瓮气,一开口震得房梁上的土直往下掉,难怪人们给她起了这么个绰号。
        “……我知道你们工作队找我干什么,不就是让我交代问题吗。我呢?别的问题没有,我娘家是贫农,婆家是中农,按理说中农不怎么好,可中农也是团结的对象,凭这点你们找不着我。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和聋子的问题。我是个人呢,是三皮脸二皮赖,一张脸被人揭下来放地上踩两脚也没事,谁叫我脸皮厚不值钱呢!”
        老耿发火了:“人家工作队的人说什么呢,你倒先卖砂锅的一套一套地端出来了。告诉你,叫你来是让你交代问题,就是……你跟聋子老这样下去不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二毛驴说:“反正你们说是什么方式就是什么方式,我老实听着呢。”
        老耿说:“记住,这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剥夺一些人的资产阶级法权,你和聋子……也属于这一套。”
        老耿不愧是大队干部,他居然把“资产阶级法权”这样的词儿牢记在脑子里,抓住机会就当做利器来用一用,全然不知这样来用显然会令人啼笑皆非。
        老艾终于开口了:“快说吧,你和聋子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要一五一十交代,不许隐瞒。”
        “我和聋子是怎么回事村里人都知道,”二毛驴一指老耿,“像他这管治保的就更清楚。”
        老耿厉声说:“人家艾队长问的是你,你少打马虎眼。这次运动是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你说,你和聋子这些日子老实了没有?”
        “我们敢不老实吗?运动一起来,光批斗就挨了好几次。俗话说,不怕头场,就怕落瓤。”
        老艾没明白,赶忙问:“什么什么,你说什么‘瓤’?”
        老耿解释说:“她只是对运动有抵触情绪。秋天打场,打过头场,谷子也好,豆子也好,里边还会有些籽粒没打出来,这就要打二场三场,最后打的叫落瓤。她实际是说头次挨批斗不可怕,就怕来个二次三次。”
        “唔,这回我算明白了。”老艾说,随即他一指二毛驴,瞪起眼说,“我可警告你,你别图什么侥幸,不然咱们就熬上一宿,不,熬上个两宿三宿,也要把你们那点丑事抖落干净!”
        二毛驴知道躲不过去,开始交代问题。她面无一丝愧色,讲她和聋子怎样从小在山坡上放驴,讲两个人怎样私定终身,父亲又怎样把他们活活拆散,强逼着她嫁给了一个喘子……仿佛她不是在交代问题,而是在讲动人的爱情故事。
        我一边用钢笔在纸上刷刷记着,一边止不住在想:要是搁一般的农村女人,讲起这样的事,难免羞于启齿,因为毕竟是有夫之妇哇,可二毛驴讲起来却坦坦然然,不慌不忙,而且眼睛里闪动着少有的光彩,如果没有人打断她的话,说不定她会讲到第二天天亮!……她是在向千百年来的世俗宣战么?或许,她被无爱的婚姻折磨和摧残得太久了,使她的大半生都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中生活,出于一个不屈的女性对至真至爱的情感的追求,她和聋子实现了非婚姻的灵与肉的结合,而这自然会遭到村里人的鄙视和唾弃,因为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从传统道德来讲,她和聋子的行为都和旧有的秩序格格不入哇!她这样做,反把屋内的其他人弄得尴尬起来。
        老耿终于忍无可忍了,厉声斥责道:“行了行了,少讲你那些丑史!我看这么着吧,过去运动中交代过的问题就不要再重复了,这次工作队进村,是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根据这个要求,就讲讲你和聋子最近又搞破鞋没有。”
        “有哇,就在十几天前,我们俩还在牲口棚西边的草棚子里……下边的事还用细说吗?”
        “你看着该说就说。”老艾说。随即,老艾对我说:“这些也要记下来,一点都不能落下。”
        直到夜里两三点钟,问话才结束。屋里的几个人都有些累了,包括二毛驴,也包括负责问话的几个人。用来做记录的纸,已密密麻麻地记了有二三十页,我的手腕早酸酸地抬不起来了。令人纳闷的是,老艾对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很感兴趣,有时问话细得不能再细。一些男女之间的事,特别对两个已年过50的男女来说,早已没有了年轻人的浪漫和风流,也值得这样来盘根问底么?难道这也是阶级斗争的需要?说实在的,我有时都觉得脸红,不好意思,甚至有时想吐,但老艾却始终正襟危坐,一本正经。
        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二毛驴似乎松了一口气,末了,觉得没什么可说了,不由深叹一声。老艾则开始做总结式的发言。老艾对二毛驴说,看来你的交代还算老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你和聋子的问题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过,你必须写份保证书,保证以后和聋子不再有来往。当然,写保证书是一回事,实际表现是另一回事,如果不悬崖勒马,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到那时可别说对你不客气。
        什么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这纯粹是经常搞运动的人搬出来的一套吓人的鬼话,但这样的话用起来很灵,因为谁都怕被划到阶级敌人一边去。二毛驴也是这样,听了老艾的话,她赌咒发誓,表示日后一定和聋子断绝关系,保证不再犯男女作风错误。可谈到写保证书,二毛驴说自己不识字,不会写。老艾就让她说,我来代写,末了让她按手印。保证书写完,我又给二毛驴念了念,她听了说没意见。老耿去会计室找来印泥,二毛驴在保证书上按要求按上了一个红红的手印,事情算有了结果。
        从大队出来,一边往小学校走,老艾对我说:“小伙子,别看你读的书多准没读过这样的书。今儿你一定开了眼了,晚上睡觉该不会做鸳鸯梦吧?”
        我知道老艾在拿我开涮,便说:“我看你对这样的事才真正感兴趣哩,连俩人什么时候幽会,在什么地点,怎么做的……一一都要问到。”
        老艾没来得及还口,老刘先开了口:“小伙子,这是在搞运动哩,马虎不得,谁让咱们赶上了呢。”
        回到小学校,打开被子准备睡觉时,老艾对我说:“小伙子,下一步交给你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我问。
        “就是监视聋子和二毛驴,看看俩人究竟断开没有。二毛驴虽然写了保证书,可要是口是心非呢!”
        “那……你是让我去捉奸呀!”“别说得那么难听,是要你去看着俩人,看有没有什么新动向。”
        说到去监视聋子和二毛驴,我心里极不情愿,但老艾是领导,他要我去我又不能不去。何况按老艾说的,这就是“工作”。工作队3个人中,数我年轻,我不去谁去。负责监视这两个人的,还有尚二和。他家和二毛驴家相距不远,又是在一个高台上,站在他家院墙边,就能窥见二毛驴家的一举一动。重点监视的时间是夜里10点之后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为了方便监视,尚二和让他上中学的儿子临时去同学家住了,腾出房子,由我们俩监视聋子和二毛驴用。这是间在正房一侧临时搭盖的大概有一间半大小的小土房,平时由尚二和上中学的儿子睡觉用。靠里边有个土炕,贴土炕的后墙半腰开了个小窗,窗上安了块玻璃,透过玻璃,正好能看到二毛驴家的院子。
        土炕上,铺了条又黑又厚的羊毛毡。尚二和怕我冷,还给我找了件老羊皮袄,准备夜里盖。为了方便监视,尚二和还找了个小板凳搁在炕上,一个人坐在小凳上,正好透过玻璃窗看到外面。
        “我当时只是随便说了一句,没想到老艾还真当回事了。”尚二和说。他似乎是在埋怨自己,或许是有些后悔。工作队进村搞运动,一时找不到目标,找不到就找不到呗,还有支书张海成他们,自己何必要把聋子和二毛驴的事给捅出来。老艾一认了真,事情开了,一时反不好收场了。此外,尚二和的话中,又像是有几分歉意,就是害得我夜里也不得睡觉,陪着他一起熬眼,来监视二毛驴和聋子。
        对他的话我没置可否,而是说:“既然是搞运动,就不能不了了之,那样岂不让村里人笑话,工作队也没脸出村。”尚二和说:“你说的也在理。”
        我和尚二和商量好,我们俩轮拨儿隔窗来监视,一个人累了,就换另一个人。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隔着窗子不错眼珠地望着窗外,另一个人就在炕上躺着,困了就先睡一觉。
        正是阴历初七初八时候,月儿已有半圆,清寒的光弥满山谷,将房舍、树木和道路映照得清清楚楚。我和尚二和一天天计算着日子。这天是开始监视的第4天,连续几天熬夜,我确实有些困乏了,仰躺在土炕上,开始还和尚二和东拉西扯地瞎聊,渐渐上下眼皮直往一块粘,不知什么时候竟睡着了。我睡得正香,就觉得尚二和在用手拨拉我。我强睁开眼睛,问:
        “是不是……”
        “快——你快来看,聋子又来了!”尚二和说。
        我一骨碌爬起来,和尚二和并着脸一起往外看,看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现。尚二和说:“你看,二毛驴家的门洞里,暗影挡住的地方……”
        我揉揉眼细一看,果然,那里有一个人,以为月光被挡住了,不细看还真看不见。
        尚二和说:“是聋子,又来找二毛驴来了。”
        “二毛驴不是写了保证书,保证不再和聋子来往了?”
        “别急,你慢慢看着哇!”
        我屏住呼吸,和尚二和一起,4只眼睛紧紧盯着窗外。
        不大一会儿,院门开了,只见二毛驴从院子里走了出来,到了门口,似乎和聋子摆了摆手,像是示意了什么,聋子随后转身走了。聋子刚走出院子,院门哐地一声就关上了。
        我不由问:“这是怎么回事呀?”尚二和说:“别急,再等几分钟。”
        果然,三五分钟过后,院门又开了,二毛驴从院子里走了出来,出了院,反身把门关上。这时,从里边传出一个男人浊重的咳喘声。尚二和说:“你看,二毛驴又去找聋子了。他出来是插院子的门。”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个男人,自己的妻子去找另一个男人,自己不但心甘情愿,而且还出来帮忙,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男人?!
        “你看,二毛驴走了。”尚二和说。我也看见了。二毛驴大概在暗影中躲着观察了会儿动静,然后悄悄贴墙边向北走去。
        “她去找聋子了!”我说。
        “没错,去找聋子了。”
        “那她的保证书……”尚二和说:“那不就是一张纸儿嘛,那张纸儿管得了谁!”
        第二天早上,我把看到的情况和老艾说了。老艾说:“这就叫走火入魔,走火入魔!”
        老刘说:“再观察两天,别见到一次就下结论。再说,二毛驴和聋子出去干什么去了,就是干那事儿,也得弄清在什么地方。”
        于是,我只得和尚二和继续观察。到了第7 天的晚上, 聋子竟然毫无顾忌地去擂二毛驴家的门,把街坊四邻都惊醒了。
        第二天下午,运动领导小组的几个人,就出现的新情况紧急开会进行研究。老耿显得很气愤:“不行就像运动初期一样,把两个人耳朵上挂上破鞋拉出去批斗。”
        老艾这时倒显得很冷静。他说:“这男女之间的骚事,在大庭广众之下批判,大伙是爱听,也爱看,可这样会毒化空气,所以还是不抖落出去的好。”思索了片刻,老艾说:“既然支部也觉得这事不能再任其发展下去,我看就由我来想办法吧!”
        下午,老艾回公社了。在公社呆了两天,老艾才回来。一回来,老艾就把张海成叫到了小学校,告诉他,治聋子和二毛驴的办法有了,而且公社主要领导也同意。张海成就问什么办法。老艾说,把二毛驴的户口迁走,迁到别的村去,而且不能让聋子知道,换句话,聋子就是知道了,也不能大老远地再跑去找她。
        张海成就问: “ 把二毛驴迁到哪儿?”
        老艾说:“迁到王家疙瘩。”“那……人家村里同意吗?”
        老艾就说,由公社出面,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先是和公社领导商量,征得主要领导的同意,于是代表公社去和王家疙瘩的村支书商量,那边也同意了;至于二毛驴的男的,反正也干不了活,就让他入村敬老院;二毛驴迁到王家疙瘩,先安排在一个生产队,能干多少活就干多少活,一个人挣点工分也够混的了。
        张海成说:“事情既然定下了,说办就办后天就让二毛驴走,免得夜长梦多。这事还真不能让聋子知道,聋子要知道该不依不饶了,不知又会闹出什么笑话。”
        给二毛驴迁户口以及强令她搬迁的事,由老耿全权负责。老耿办这样的事蛮有经验。开始二毛驴说什么也不同意搬到邻村去,老耿就板起面孔,把她和聋子的事无限上纲,还说要不然的话就把她和聋子拉出去甚至游街。二毛驴害怕了,才勉强同意搬走。
        临搬家的前一天晚上,老耿和尚二和到了二毛驴家,帮着二毛驴收拾东西。当晚,俩人还劝了二毛驴的男人几句,告诉他说过两天就让他搬到敬老院去,到敬老院好吃好喝有人伺候着,比原先在家里强得多。二毛驴的男人满口答应,还真诚地感谢政府对他的关怀,是早就应该整治一下那两个不要脸的东西了。
        第二天拂晓,村里人还都没有起来,老耿和尚二和便到了二毛驴家,负责送二毛驴的牲口把式早赶了两头毛驴到了院门外等候。二毛驴的被褥和刀铲瓢盆装了一牲口驮,二毛驴由另一头牲口驮着,由老耿和尚二和送出了村。老耿要一直把二毛驴送到王家疙瘩,到那儿把一切都交代清楚,并把二毛驴安顿好才能回来。
        尚二和只送到村外,直到看着老耿和二毛驴的影子彻底消失在夜影中,才一个人闷闷地返回村。
        一连几天,村里人议论的,几乎都是二毛驴被强行迁到邻村的事。其中的是是非非,自然各执一词。有认为公社工作队无事生非的,更多的人则认为工作队做得对,早该这么做,而且认为工作队这一招来得绝,如果不把俩人拆散,任其这样胡混下去,再有人效仿,会把村子弄得乌烟瘴气。议论总归是议论。工作队呢,特别是老艾,觉得松了一口气,以为一件麻烦事,总算有了结果,而且这样来处理显得极有分寸,棋高一招。至于下一步运动怎样搞,先歇几天再说,反正阶级斗争不会熄灭,只要有阶级斗争,工作队就不会没事可干。
        临近“大雪”节时降了一场雪,落雪有三四寸厚,山山岭岭都被大雪覆盖了。雪后的两三天,气温一下子降了七八度,简直寒彻骨髓。白天,除了下地干活的人,山路上行人极少。我们工作队的3个人,因为暂时没什么事,便呆在小学校里,多数时间是守着火炉,边取暖边漫无边际地闲聊。到了晚上,老刘以为无聊,便找张报纸翻来覆去地看,直到把报缝的字都看一遍才放下。老艾则习惯地一支接
一支抽烟,有时还忍不住讲几句笑话。我因为爱看书,所以每天晚上老艾和老刘都睡下了,我把报纸围折起来,想法固定在灯泡上,用来遮挡灯光,一个人躺在被窝里看书,一直看到很晚。
        这晚,我看书差不多到12点,才关灯睡觉。我睡得很实,昏昏沉沉中,就觉得有一个什么声音,似乎从很远的地方飘了过来。不,声音像是长了翅膀,在雪地上飞来飞去,幽幽地,忽高忽低,忽远忽近……蓦然,雪野上出现了一辆像是古时候的战车一样的车子,车子前面有一面杏黄色的三角旗,旗子上有字,看不清。车上站着个穿红兜肚的小男孩,小男孩手里拿着一支横笛,正在呜哩哇啦地吹。突然,车子好像撞在了迎面的一块巨石上,车子猛然前倾,小男孩一下没站住,一头从车子上栽了下来……我猛然惊醒了!原来是一个梦,梦中的小男孩和车子不见了,但仍有个声音在飘。
        窗外北风呼啸,不时会有些被风卷起的枯枝败叶抽打在小屋的窗上。那声音竟然是从风雪弥漫的山野中飘来的,这样寒冷的冬夜,会有什么东西在雪野中出现,是人还是鬼?!我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鬼神,可如果是人,又会是谁,为什么在这深更半夜……他用的是什么乐器,吹的又是什么曲子?
        我完全醒了。细一听,窗外的声音好像近了,可不大一会儿又远了。声音忽疾忽徐,或抑或扬,分明又有几分怨艾,几分幽愤,这又是为了什么?是笛子吹出来的么?不,不是笛子,比笛子响亮清脆得多!过了会儿,声音消失了,大约十几分钟后,声音又出现了,而且仿佛移到了学校对面的山坡上。这不会是人,一定是个幽灵,一个习惯在暗夜中游荡的幽灵——我心里说。我忽然觉得有些害怕,用被子一下蒙住了头,但那声音仍然透过门缝钻进我的耳朵。
        第二天早上,温师傅早起赶到学校,准备给老师做早饭。我听到了咚咚的用火杵捅火的声音,赶紧起来跑到了伙房。
        “ 温师傅, 夜里的怪声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呀,大伙都听到了。”
        “是不是有人在吹笛子?”
        “不,笛子声音不这样,是有人在吹管子。”
        “那是谁?这大冷天的,夜里连觉都不睡。”
        温师傅摇摇头:“谁知道是谁,八成是个疯子。”
        一连几天,每到夜静更深,那奇怪的令人恐悚的声音便幽响起来,每次都把整个山村的人搅醒,。那声音在山谷中游来荡去,忽而在南,忽而在北,而且反反复复一个调子,像是专门在夜间才出现的幽灵。
        三五天后,问题终于有了答案。这天,温师傅又来做早饭,没进伙房,走进院先奔我们住的小屋的窗下,冲屋里喊了声:“事情清楚了啊,不是鬼,是人——是聋子!”
        隔着窗,我问了句:“怎么是聋子,聋子半夜三更不睡觉跑到山坡上去干什么?”“八成是疯了,老见不着二毛驴,神经出了问题,有点癫狂了!”温师傅说,“有人壮着胆子夜里上山捉鬼,把他捉住了。他吹的曲子我也打听清楚了,叫什么《骂玉郎》。”
        我忽地觉得曲名很熟,可又一时想不起来,便问:“聋子怎么会吹曲子?”
        温师傅说:“要说这一点,谁也比不了。聋子耳朵虽聋,可绝顶聪明,他在银音会里吹管子,只要看别人手一动,就知道吹的是什么曲子。银音会里谁也没有他会的曲儿多,像什么《感皇恩》《骂玉郎》《山坡羊》,还有什么《耍孩儿》《三皈赞》……”
        我披衣起床,开开了门,问:“您怎么知道这么多?”
        温师傅说:“我哪儿知道,我都是听人家银音会的人说的。”听温师傅这么一说,我蓦地想起来了,这些曲牌,都是元曲曲牌,我在念大学时,学校图书馆有不少这方面的书,我在翻阅时,还做了一些笔记。
        “村里的银音会有多少年了?”我问。
        温师傅说:“听说从明代就有了。”
        我有事回公社,顺便休息两天。利用休息时间,我出山回了一趟家。在厚厚的一摞笔记本中,我找到了记有元曲曲词的本子。我打开本子,找到了曾瑞的一支带过曲,词写一个闺中少妇, 到杜鹃声声哀啼,牵动思夫愁绪,心中因有所感。词中有这样几句——
        无情杜鹃闲淘气, 头直上耳根底。声声聒得人心碎。你怎知,我就里,愁无际。
        看着看着,我不禁陷入沉思。古往今来,为了一个“情”字,直叫人神魂颠倒。翻翻古代民歌,再看看宋元词曲,固然写女子情思的甚多,这大概缘于女子感情细腻,又多外露不掩,而男子虽也情思切切,或性格使然,或羞于表达,故难见于诗文。聋子的所作所,委实让人感动,莫非因两耳全聋,不为外界俗尘濡染,以致年过五旬,仍有一份纯情,如山中一眼甘泉,汩汩有声。或许,聋子打心底里蔑视世俗和偏见,敢于大胆坦露真情,爱就爱他个烈焰飞腾,恨就恨他个肝肠寸断。人们只知道聋子半夜在雪野中痴狂似癫,放浪形骸,似有什么东西向世间倾诉,但谁又真正能够读懂他?世间又有多少男子能这样痴情!
        回到小学校,夜间重又听到那呜呜哩哩的管笛声。我暗中试着将雪野中飘来的乐声和我记下来的曲词匹配,好一首《骂玉郎》,词曲浑然相合,如榫对卯。我又想到,莫非词作者曾瑞,是借闺中少妇之口来传递自己的思慕之情?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闺中女子,又安知女子思夫之苦?断然是借闺中少妇之口,而抒自己情怀!倘真如此,词作者怎会想到,数百年之后,在一个荒僻的山村,居然也有一个男人和他有着同样的心境!古人——今人,女人——男人,情感和心绪莫非真的有某些相通之处?
        此后,每日夜深之时,都会有呜呜咽咽的管笛声响起,而且吹的只有一支曲子——《骂玉郎》。曲声怪怪的,但渐渐地,人们对这声音便熟悉了,仿佛深夜的乐声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们白日劳累一天,晚上躺在暖烘烘的土炕上,听着乐声,慢慢进入梦乡,乐声成了他们最好的催眠曲。……
        转眼到了腊月。这天是腊月初四,早上起来,我们正在伙房吃饭,忽然尚二和急匆匆跑进了院子。先到我们住宿的小屋,推开门见没人,又找到伙房。一进屋,尚二和便说:“艾队长,你快出来,有点急事!”
        老艾嚼着半口馒头,手里还拿着筷子,起身跟着尚二和走了出去。过了好一会儿,老艾回来了,对我和老刘说:“都别吃了,遇到点麻烦事,走——咱们都上大队!”
        老艾把手中的筷子放下,桌上还放着未来得及吃的半拉馒头,一碗底子的粥。我和老刘凑凑和和刚把饭吃完。
        出了校门,奔大队走时,老刘问尚二和:“尚会计,到底出了什么事?”尚二和有些沉重地说:“二毛驴出事了。”
        老刘问:“二毛驴出什么事了?”
        “二毛驴自杀了!”
        事情确实有些突然,而且确实有些严重。尚二和和老艾在前边走,我和老刘在后边紧跟着,直到走近大队院门,谁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大队部里,只有村支书张海成和治保主任老耿两个人。早上7点多钟,正是社员要出工还没出工的时候。
        张海成见老艾进了屋,话语直截了当:“老艾,你是公社工作队队长,你说怎么办吧?”
        大约二三十分钟前,二毛驴迁居的村子里的支书来了电话,告诉说二毛驴自杀了,要村里赶快派人去收尸。这天夜里是尚二和值班,接过电话,尚二和不敢耽搁,马上去找张海成。张海成乍一听头皮也一紧,匆忙出院去找老耿。到了大队,张海成立即给邻村打电,对方就一五一十把情况说了。原来,二毛驴住的是个临街的小院,有人早起担水,见院门紧闭,怕里边的人夜里中了煤气,出于好意,便用力去敲小院厚厚的木门,里面居然没有人应声。这人急了,又狠砸了几下,院里仍然没人应声。按照往常,小院早该开开门,院子里的人早该拿着笤帚打扫门口的台阶了。这人赶忙跑到大队,把这一意外情况告诉了村支书。村支书带人翻墙进了院子,又撞开屋门,发现二毛驴直挺挺地躺在炕上,上前一摸,身子已经凉了。炕边的木凳上,放了一个盛“敌敌畏”的小药瓶,村里人立即明白了。出了这样的事,下一步该怎么办,老艾一时竟没了主意。
        张海成说:“要不要先和公社领导打声招呼?”
        老刘倒显得很沉稳:“这么点小事,先不要闹得满城风雨吧。我看这样,不要惊动别人可以先和公社主管领导通个电话,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老艾同意了,于是开始给领导打电话。他打电话的时候,另外几个人在一边守着,谁也不敢离开。
        打完电话,老艾脸上露出了轻松的微笑。他脸上有了笑纹,屋内的几个人也顿时轻松起来,忙问他公社领导怎么说的。
        老艾说:“二毛驴自杀,是对抗运动,自个儿不想活了,所以任何人都没责任。只是这件事要麻烦大队一下,得先派人把信儿告诉她丈夫,尽管俩人早已是挂名夫妻。另外,大队还要想法给钉个棺材。咱深山区还允许土葬,二毛驴既然没儿没女,老头子又是病秧,这事也只好大队操办了。”
        张海成说:“这事还得老耿去办,我看先跟那边的干部商量商量,要他们村先给找点木板钉个薄皮棺材,钱呢,咱们村出。咱们村去人负责装殓,找人给抬出村,走小道,到喇叭门沟坟上刨个坑悄悄给埋了算了。”
        接下来就是按张海成说的去办了,老耿和尚二和到了王家疙瘩,由村里给找了些废旧的核桃木板,又找了两三个木匠,不到10点钟就把棺材做好了,外面连漆都没漆,弄了个白皮棺材,把二毛驴草草装殓。喇叭门沟紧挨着王家疙瘩4队的地,就由4队抽了些人,悄没声响地沿着村北小路,抬着来到二毛驴家的祖坟,匆匆落了葬。
        当天下午,村里便有人知道二毛驴已服毒而死并已偷偷下了葬。就像村里死了一只小猫或是小狗一样,二毛驴的死,除了有个别人觉得惋惜,觉得闲聊时少了点有滋有味的内容之外,在人们心中,没有掀起丝毫波澜。只有一个人例外,这就是聋子。聋子早已不再拉驴公子去北山坡上溜了。但一到夜晚,依旧去寒风凛冽的雪野上去吹管子,而且仍是那首人们十分熟悉的曲子——《骂玉郎》。聋子似乎还不知道他苦苦眷恋的人已经死去,所以哀怨的乐声中还夹杂着些希望,不绝的乐声中,分明还流淌着火热的像春鸟叫声一样的音符!突然有一天,人们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乐声了。一天没有,两天没有,一连几个夜晚,人们都在乐声该出现的时候侧耳谛听,甚至会隔着窗子探望黑漆漆的夜空。真的,乐声消失了,永远消失了,山村仿佛一下子坠入了难耐的枯寂之境。人们终于明白:聋子不见了,肯定是从人间消失了!
        就在乐声消失后大约七八天的一个午后,一个放羊的老头跑到了大队,告诉张海成聋子死了,死在了二毛驴的坟头上。张海成吃了一惊,问他是怎么知道的。放羊老头说他赶着羊去喇叭门沟那边去放,晌午休息时,图个暖和,到了喇叭沟避风的山坳,突然看到二毛驴的坟头上像是趴着一个人,他吓了一跳,试着往下走了几步,就看见聋子脸冲下趴在了坟头上。放羊人还说,他是从那人的衣服上断定是聋子的,他吓坏了,就叫别人代他看着羊,一个人跑到大队来送信。张海成不得不信了。他拉上老耿,还派人到学校叫上我们工作队的3个人,一起去喇叭门沟看个究竟。
        二毛驴的坟头就在喇叭门沟入沟口不远,一块较宽敞的平地上。因为是新坟, 而且此前下的一场大雪还没有融化,在一片白茫茫的雪野中,只有一抔新堆起的黄土,所以十分显眼。绕着地堰边的小道,张海成和老耿在前,老艾紧随其后,我和老刘走在最后。一路上谁都没有怎么说话,一登上台地,眼前的景象令所有人惊呆了。只见聋子脸朝下趴在二毛驴的坟头上,两臂张开,像是用力拥抱的样,左手还紧紧抓住那支伴他几乎一生的管子。看样子,聋子已经死了有两三天了,他一张脸扎进泥土里,缤纷飘落的栗树的枯黄的叶子,在他身上盖了稀疏的一层。或许,这就是山野的风对逝者无声的祭悼吧!
        我不由感慨万端,是为发生在这荒僻山野中的令人荡气回肠的真实的爱情故事所震撼,还是对工作队进村后一些是是非非所困?眼前出现的,分明是一场哀婉凄绝的人生悲剧,可从爱情这个角度来说,焉知这不是最完美的结局!梁山伯与祝英台,死后幻化成蝴蝶,双双翩跹于万花丛中,多么浪漫和美好。而我眼前出现的,并非是艺术虚构,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催人泪下的故事。一个人为爱而生,为
爱而死,虽化为泥土,又有何憾!什么是人间真爱,惟有这青山作证!
        张海成已在和老艾商量聋子的后事了。依老耿的意思,是叫聋子所在的生产队的队长带几个人帮忙来收拾一下,埋到聋子家的祖坟去。老艾似乎心有怨艾,说:“聋子不是至死也要和二毛驴在一起吗,我看就把他和二毛驴一起并骨算了!”
        张海成站在一边思谋了片刻,一指对面的山沟说:“我看别让他入什么祖坟了,那样多麻烦。依我看,就把他葬在那儿!”
        我忽然明白了张海成的意思。把聋子葬在那里,隔一道河沟,和二毛驴的坟遥遥相对,似乎是要两个灵魂冥冥之中长相厮守!
        老耿说:“我看这么也行。”临离开时,老刘突然没头没脑地冒出了一句:“真是愚蠢!”
        老艾一愣:“你说什么愚蠢?”老刘没接茬,而是疾步走出地堰。我不由回头看了看老艾。老艾脸色很难看,直到张海成也走出地堰,他才闷闷地离开。
        忽然,山坡上有人哑声高唱起来——        

        一天不见妹妹呀饭不香,
        两天不见妹妹呀心慌慌,
        …………
        十天八天不见妹妹呀,我就断了肠!

        我不由抬头看起来。夕阳辉映的山梁上,一个小伙子正赶着几头毛驴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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