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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文学：文学政治的重建

        80年代初期，文学与政治的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被终结之后，这个关系已经不再被注意。这里大概有两个潜在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一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式里，文学充满了挫败感和惨痛记忆，文学的依附性或奴婢身份使文学一直卑微和没有尊严地存活。这个历史成为过去之后，没有人愿意再触及这曾有的伤痛；二是这似乎已经是一个自明性的关系，文学是一个自由、独立的领域。“祛政治”、甚至“消灭政治”就不仅是文学家的幻觉，他们更愿意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实践条件。但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解除，并没有因这两种心理因素的暗示而不存在。真实的情况是，近年来不仅有学者呼吁建立“文学政治学”，而且海外学者和国内的“知识左翼”①，一直没有停止对于文化政治、文学政治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中的政治，从来就没有退场。尽管“个人写作”、“解构宏大叙事”等口号和实践改写了中国文学的路向，但这种“祛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我这里所说的“文学政治”不是文学研究和批评中隐含的政治。比如藏棣的《“诗意”的文学政治》，他认为：
        对于新诗的历史而言，“诗意”既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神话，又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幽灵。说一首新诗“饶有诗意”或“富于诗意”，虽然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赞扬，却也可能隐含着更深层次的不满；其批评的潜台词甚至可能是矛盾的，一方面，它可能是对这首新诗在内容方面显露出的古典气质的称赞，但放到整个新诗的语境中去衡量的话，也仅仅是个特例。更普遍的情形则可能是“诗意”的匮乏。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被如是看待：这首诗在技巧上或许还说得过去，但缺少足够真正的创意，这种创意的核心内容是回应新诗所应具有的现代性。……我的主要目的是梳理“诗意”作为一种话语是如何呈现于新诗的实践过程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究竟有哪些诗学势力参与了“诗意”在新诗中的话语运作，并考察它们在特定的语境中所包含的文学政治的意蕴。②　　　
        藏棣发现了“诗意”是以古典诗歌的标准来评价新诗的，这里隐含着“文学政治”，这是对新诗评价中两种立场借助“诗意”展开的斗争，背后隐含着对新诗褒贬的认同关系；我所说的“文学政治”，也不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③我所说的文学政治，是指文学同政治公开或隐秘的对话、表达和阐释，是在作品中直接表达对政治的看法。新世纪以来，乡土文学、“官场小说”、“底层写作”、历史小说、海外华文文学等，都与政治有扯不清的瓜葛。这种现象的实质是：

        种种实质性的不平等无论如何都不会从世界和国家里消失；它们只会转移到另一个领域里去。它们可能脱离政治领域而在经济领域集结起来，但它们之所以离开，是因为它们现在在另一个领域获得了新的、远远更富于决定性的重要性。在表面的、肤浅的政治平等的条件下，当一个领域里的实质性不平等占了上风（例如今天的经济领域），这个领域就将取得对政治的支配权，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对政治理论的反思都会看到，当今经济学支配国家和政治这个可悲的、受人诟病的现实，其背后真正的原因正在于此。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平等概念都作为一个连带性概念制约着平等概念，而一旦对具体差别漠不关心的平等概念摆脱了这种制约，并在事实上控制了某个人类生活领域，这个领域就失去了它的实质性，另一个体现着不平等的无情力量的领域，就会把它笼罩在自己的阴影中。④

        本文要谈论的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对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的叙述与检讨，当这场革命终结之后我们如何评价它，因此我将其称为“内部视角”；一部是讲述海外华人为捍卫个人权利和尊严的斗争，因此我将其称为“外部想象”。无论是内外，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鲜明的政治性。
        无产阶级革命在20世纪的发生和终结，应该是这个世纪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如何评价、检讨这场革命，也应该是文学创作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我们当然也有很多表达这场革命的作品甚至是经典作品，比如“三红一创保山青林”等。但这些作品还不是我们所说的对革命进行评价和检讨的作品。这些作品还只是从外部强调或证明某一时期革命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并没有走进革命内部去分析革命以及革命文化带来的深刻影响。而正面书写被革命修辞、革命文化遮蔽的革命内部的隐秘，当代文学创作还不曾表达过。过去我们曾读过类似的作品，比如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等。这些作品曾给过我们以巨大的震动：这些作家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与那些耳熟能详的革命文化是如此的不同。遗憾的是，我们很少有作家对20世纪中国革命做正面强攻式的书写。在这个意义上，艾伟的《风和日丽》的出现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这显然是一部大作品，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解读。但更重要的是艾伟对革命历史多有同情的理解。他用文学的方式揭开了革命内部的隐秘，同时用理性的方式处理了对革命历史的态度。
        主人公杨小翼是一个“革命”的私生女。这个身份与革命构成了一种“吊诡”关系：一方面她身上流淌着革命者的血液，是革命者的后代；一方面她的身份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她是一个“革命弃儿”。虽然革命是风流、浪漫的孪生兄弟，革命文学也多在浪漫主义范畴内展开。但革命的感召力本身具有鲜明的道德色彩，一切与“私”有关的事物都是与革命格格不入的：“私情”、“私通”、“私人”、“私仇”、“私心”、“私利”，更不要说“私生子”了。“私”是革命的禁忌，是被严格排斥在革命话语和道德之外的。因此，杨小翼只因革命家尹桂泽和“革命情人”杨泸的一夜风流而出生，实属偶然和意外。革命具有强烈的流动性，它天上人间居无定所风驰电掣。尹桂泽从此没了消息，他只对革命负责而不对“私”的领域负责。问题是杨小翼作为“私”的产物总要有人对她负责，她也有权力知道自己的来处。于是，革命内部的隐秘就这样在一个他者的寻觅中逐渐呈现出来。
        革命的风流气质决定了革命家的风流。将军的合法妻子周楠是在延安时组织安排的，因此将军以及所有人对“革命情人”杨泸以及在法国里昂留学时的法兰西姑娘守口如瓶讳莫如深。革命家的风流史是不能言说的，这不仅关系到将军个人的命运前程，更重要的是与革命禁忌构成的尖锐对立，与革命的信仰以及革命教义是不相容的。如果谈到，那也是“年轻时代的一件荒唐事而已。”将军的情感世界不会向任何人打开，但他并不是一个没有情感的人，只是将个人的感情掩藏在最深处而已。他可以不见杨泸、多次拒绝杨小翼，但当外孙伍天安被警察带走后，是他亲自出面把天安接走的；当天安在逃亡路上意外车祸死不见尸时，是将军找到了外孙的尸体并安葬在香山旁的墓地。这些细节是在紧要处、同时也是在险要处表达了将军作为人的情感和伦理。
        小说以杨小翼的经历和视角展开，这个视角使小说充满了私秘性。神秘的个人身世是杨小翼内心焦虑、紧张的根源，身份探询既坚韧不跋又举步维艰。寻找的过程也是杨小翼经历社会、与社会以及血缘逐步建立关系的过程。将军、尹南方、夏津博、伍思岷、陈主任、北原、舒畅等。这个过程是杨小翼的成长过程、也是作家展示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杨小翼的身份决定了她命运的一波三折，包括她的婚姻、社会角色、社会地位以及心理环境。杨小翼的人生可谓一言难尽。有趣的是，将军经历了三个女人，杨小翼也无意中经历了三个男人：伍思岷、吕维宁、刘世军与杨小翼都有身体关系。这三个男性与林道静遭遇的三个男性不同，林道静是在寻找精神导师。杨小翼或是因身份政治不得已的选择或被迫就范，或是因童年记忆的情感认同。这个过程艾伟写得惊心动魄感人至深，杨小翼的经历就是身份政治的具体诠释。但在这个过程中，艾伟对杨小翼身体的书写过于沉迷。我理解作家的意图，艾伟不是道德化地书写杨小翼与男性的关系，也不是出于对革命浪漫“风流”的报复。他是对身体自由狂欢的赞誉。也是对革命时期虚伪禁忌的挑战。但这个本来危机四伏的私生女，她的身体却险些成为公共场所。特别是和流氓吕维宁的关系，杨小翼的悲剧性被残酷地化解了。
        身份是政治、承认也是政治。在20世纪中国漫长的革命过程中，一直存在“承认的政治”。但杨小翼“寻父”过程在作家观念的支配下，从迫切逐渐转化为淡然。“寻父”曾是杨小翼最大的焦虑，但当将军不久人世就要接纳她的时候，她却放弃了这个机会。与其说她是在“求证疑虑”，毋宁说她是在言辞激烈地质询历史。当杨小翼对将军实施了一次面对面的“报复”之后，她释然了：“她不再纠缠于和将军的关系”，“不再想得到他的认同”，她终于成了一个“心无挂碍”的人。这个过程与其说是杨小翼个人完成的，毋宁说是历史进步完成的。是改革开放的社会政治瓦解了身份政治，杨小翼个人是没有这样力量的。但事实上“心无挂碍”的杨小翼从来也没有离开过父亲的形象。这不是血缘关系，它是革命神话的巨大魅力。小说最后为我们展现了一派“风和日丽”的景象，博大的情怀、理解和同情，将历史转述为一种误会并在这里冰释前嫌言归于好。但与我们说来，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我们深怀的前期“杨小翼”式的困惑，并没有跟随后期的杨小翼一起释然。
        我必须承认，《风和日丽》是一部深怀艾伟巨大文学抱负的作品：在后革命时代，如何认识20世纪漫长的革命历史，如何揭示隐藏在革命这个巨型符号下的诸多秘密，是他的期待所在。应该说艾伟部分地实现了自己的期许，小说那些和革命相关的浪漫场景、人物以及历史，是我们记忆或亲历的一部分。它虽然过去了许多年，但它仍在我们记忆的深处，因此读来仍有热血沸腾般的感动。这一点我们应该感谢艾伟。
        但是，我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部深怀艾伟巨大文学抱负的作品，这部距帕斯捷尔纳克、米兰·昆德拉仅一步之遥的作品，就毁于他“政治正确”的历史观。艾伟对革命历史深切的同情和理解是绝对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包括俄罗斯作家在内的文学界对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评价不高的原因。这部作品对斯大林时代的控诉几乎空前绝后，在它看来，革命给俄罗斯带来的只有无尽的灾难。因此，这是用斯大林的方式来控诉斯大林，雷巴科夫对苏联革命历史的叙述是不客观的。但问题也会出现在另一个方面：正确的历史观不能替代文学性。艾伟正确地理解了中国革命史，却是以牺牲杨小翼作为一个成功的文学人物为代价实现的。无论我们如何评价历史，杨小翼的悲剧性都不能改写，她的身份无论暧昧还是被证实都无能改变。但作家为了表达他正确的历史观，将杨小翼的悲剧人生拱手让出，一个本来可以塑造出的震撼人心的人物，就这样在艾伟的“风和日丽”中消失了。文学的力量在历史观中被极大地弱化，我为此遗憾不已。但总体说来，这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最喜欢的小说之一。它改变了当下文学创作气象不大的格局，在某种意义上修正了我们正在迷失的文学方向。
        如果说，《风和日丽》是对20世纪中国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做出新的表达和阐释，是一个对于中国革命历史的“内部视角”的话，那么，《口袋里的美国》则是一个对于美国的“外部想象”的寓言。百余年来，中国作家对西方的书写，总会有一种忍俊不禁的“悲情”隐含其间。这与百年来中国不断遭受西方凌辱的记忆有关。从《沉沦》《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到《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莫不如此。其间，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是个例外。它表达的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在美国/中国两种文化之间的犹疑不决和欲罢不能的矛盾的心态。这种心态从一个方面透露了改革开放初期，离开母体文化之后的留学生对强势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两难处境。但上世纪90年代初期，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周莉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作品，开启了另外一种风尚，这种风尚可以概括为中国人在美国的成功想象。那个时代，文学界有一种强烈的“走向世界”的渴望，有一种强烈的被强势文化承认的心理要求。这种欲望或诉求本身，同样隐含着一种“悲情”历史的文化背景：越是缺乏什么就越是要突显什么。因此它是“承认的政治”的文化心理在文学上的表达。这些小说表现的是中国男人或女人在美国的成功，尤其是他们商业的成功。“中国式的智慧”在异域是否能够畅行无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使中国的大众文化在市场上喜出望外。一时间里，权威传媒响彻着“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来自纽约和曼哈顿的神话几乎家喻户晓。但严格地说，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并不高，它们在文化市场的成功，只不过为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临时性地添加了异国情调以及中国人的“美国想象”。但事过境迁也就烟消云散。
        后来我们陆续地读到过郁秀的《太阳鸟》、张扑的《轻轻的我走了》、顾晓阳的《收费风景区》等书写美国或欧洲的小说，但这些作品影响有限反响不大。留学生数量的剧增以及内外流通的频繁和可能性的存在，这一题材的创作也空前地繁荣起来。批评界对这一领域表达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流散文学”、“新移民文学”、“海归文学”等概念相继提出。这些不同概念的准确性另当别论，但它确实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一领域创作的丰富性可阐释的多种可能性。而张仁译和津子围的长篇小说《口袋里的美国》，是在当下的背景下创作的，这部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我们可以讨论，但它在政治范畴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同时也改写或者终结了以往对西方书写的“悲情”的历史。
        与我们司空见惯的“留学生”身份不同的是，赵大卫在国内应该是一个“成功人士”。他从一个一文不名的知识青年一直做到大学中文系主任。他是因对国内体制的失望才到美国寻梦的。因此，他是带着自己的历史进入美国的。他有“以卵击石”的性格成长史，从少年、知青时代一直到大学，他的性格都不曾改变。这种挑战性与生俱来，并不是经过“美国化”之后才形成的。到美国的初期冲动，首先是个人生存，赵大卫的人生经历和个人性格决定了他的生存能力，这得力于他的成长史。比如他到美国第一个落脚点金凤餐馆的经历，与美国黑人打交道、与同胞老板打交道等，他总是有惊无险游刃有余。这段经历多少有些传奇性，甚至黑人老大托尼都俯首称臣。他的性格成就了他，他最终走进了美国的主流社会。因此，赵大卫没有了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中主人公在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犹疑、徘徊或不知所措的矛盾；也蜕去了《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夸大商业成功从而凯旋的肤浅炫耀。《口袋里的美国》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赵大卫的成功或胜利，不仅是商业性的，更重要的是，他是一种价值观、文化精神的胜利。我们知道，一个强大的国家之所以强大，不仅在于经济，军事或GDP，更在于他的价值观，或者说他的价值观对于世界有怎样的影响。美国之所以傲慢骄横，就在于美国认为他的价值观是普世性的。但是我们对美国的想象和美国的自我想象、对美国的想象与个人经验之间是存在巨大分裂的；美国自我想象与美国信心危机的内在紧张正逐渐显现出来。当年乘“五月花号”逃避宗教迫害而逃到美洲的英国清教徒，抵达美洲之后，感恩之余，迅速地经历了“美国化过程”。在实现“美国化”的过程中，他们因此建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和优越感，美国不必到任何地方就可以了解世界。但是，这个美国式的优越，并不是平等赋予每个“抵达”美利坚的人。无论具有怎样文化背景的人，都必须经过“美国化”才能进入美国社会参与美国事务。没有完成“美国化过程”的人，就没有平等、公正可言。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当人们互相面对时，他们并不是什么抽象物，而是在政治上有利害关系、受政治制约的人，是公民、统治者或被统治者、政治同盟或对手——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属于政治范畴。在政治领域，一个人不可能将政治的东西抽取出来，只留下人的普遍平等。经济领域的情况亦复如此：人不是被设想成人本身，而是被设想成生产者、消费者等等；换言之，他们都属于特殊的经济范畴。”⑤《口袋里的美国》的核心情节，是赵大卫的被解雇。他的被解雇当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在法庭辩论中，美国律师丹尼尔说：“‘是什么原因导致赵大卫先生这样一位优秀的、杰出的雇员不但没有得到他应有的礼遇，相反却遭遇他不应该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呢？原因只有一个，’丹尼尔停了一下，目光投向法官史密斯：‘那就是，他是一个亚裔，是一个中国人！导致这场悲剧的根本起因，就是种族歧视！’”小说的高潮设定在赵大卫的法庭陈词自我辩护。应该说，赵大卫法庭上的辩护声情并茂感人至深。由此出现的场景是：“面无表情的陪审团的12名成员，开始变得有些坐立不安，难过的心情溢于表面。尽管他们被要求在法庭面前不可以有任何表态和彼此交流。”这一方面意味着赵大卫的诉讼已经胜利了，另一方面也表达了美国“平等、正义”的存在。赵大卫最终获得了高额赔偿，美国修改了法律例案。但这个过程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时赵大卫的身份已经是一个“美国人”，因此，这场斗争无论是谁胜利，都可以看作是美国的胜利。但是我们又注意到，创作这部小说的，一个是华裔美国作家，一个是中国本土作家。他们共同拥有的文化背景——就像赵大卫说的那样，“我加入了美国国籍，可我还是个中国人呐。这就好像一个嫁出去的女儿，她一方面要忠诚于她的先生，那是法律上的纽带。可是，另一方面，她不可能忘记生他养他的娘家。”因此，这是一次“中国人”共同书写的小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不联想到当下中国新的处境，或者说，今天的中国同《丛林下的冰河》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已大不相同，更不要说郁达夫的《沉沦》时代了。当年《沉沦》的主人公“祖国啊你快强大起来吧”的呼唤，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实现。经济和军事不再被欺凌，但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美国的文化优越感和文化霸权仍然让人感到不舒服。这时，国家的整体战略也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提高文化软实力，加强中国价值观对世界的影响。学术界也从“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弱势文化心态，改变为“文化输出”理论或“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豪言壮语。这些背景是《口袋里的美国》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乃至叙述话语的基础。离开了这个背景，就没有《口袋里的美国》，当然也就没有赵大卫的慷慨陈词和改变美国法律的神话。因此，《口袋里的美国》最终还要在政治的范畴内得到解释，这与文学批评最终都是政治的是同样的。
        但是，纵览小说全貌，我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是两个“中国作家”的“联袂出演”，但他们超越了“冷战思维”，是一次“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写作，是一次充满了批判精神的写作。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那些有悖于公平、正义的事务，他们都给予了没有妥协的批判。在中国，许文禄3天杀了苏大哥一家两条人命却只被判了7年徒刑；美国虽然经过赵大卫案修改了法律例案，但中国人杨小慧不久又惨遭解雇，她只能远走他国。这些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与国别、主义没有关系，都在作家的批判视野中。因此，最后赵大卫在回答美国记者采访时说：
        “我最感动的是美国公民们的正义和诚实。陪审团成员，与我无亲无故、素不相识，可他们愿意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美国的光明与希望。”
        “我最失望的是我曾经那么尊重和信赖的人。他们对我口蜜腹剑，居心叵测，编造出各种莫须有的罪状加害于我。从这点上看，美国要彻底消灭种族歧视，让所有人种取得真正的平等，还需要走很长的路，还需要我们几代移民不懈地去努力，去争取。”
        这些感动和失望和批判就不仅是针对个人的经验，它应该适于所有地区、领域的所有事务。但是，这些具有悖论性的表达，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的危机和焦虑。张旭东在谈到韦伯与文化政治时说：
        人都有其最根本的冲动，这种冲动是不能被消解的。你不能不承认这种冲动，比如说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西方，什么是德国，什么是德国文化，什么是德国人，这是一些非常基本的冲动，你不能拿一套所谓的民族国家都是建构起来的或虚构出来的时髦理论去一笔勾销它的存在。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游戏的问题。实际上，种种以“解构”面目出现的新的普遍论也不是纯粹的理论游戏，因为它们都预设了一个新的普遍性的平台，一个新的“主体之后的主体”，一种新的反民族文化的全球文化。然而，只要分析一下这种新世界主义文化的物质、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具体形态，人们就不会对其普遍性的修辞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它所对应并赖以存在的生活世界从来就没有在政治上和文化认同上放弃自己的特殊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你说，人不一定要做德国人或中国人，做一个普遍的世界公民个体不是很好吗？那你只是在表达一种特定的生活态度，它本身则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的表象。你也可以说，后现代人都是多样的多面的，人都是随机的，是偶然性的等等，不一定要把自己纳入民族国家或阶级或历史这样的大叙事。为什么要让自己服从于一种本质化的叙述？等等。你可以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去把它拆掉，但这种态度就是捷克裔英国社会学家盖尔纳（ErnestGellner）所谓的“普遍的、原子式的态度”，它要以最小公约数来打掉集体性的种种壁垒，打掉种种“浪漫的、社群式的”人生观。盖尔纳讲的还不是当代，是19世纪，是德国浪漫派面对工商社会的问题。韦伯的问题可以追溯到这个交叉路口，是这个现代性内在矛盾的较为晚近的表述。他问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是我们身为德国人的基本冲动？这个东西你要不要？第一是有没有，第二是要不要，第三是拿它怎么办？⑥政治就这样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否喜欢都不能改变这样的现实。有趣的是，这两部长篇小说在2010年完整地表达了内外两种不同的政治。它既表达了当代作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关注和介入，同时也给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阐释和批判空间。

① 如苏州大学教授刘峰杰，曾发表多篇对于“文学政治学”的文章。② 藏棣：2006年11月在东京举行的由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九叶读诗会、驹泽大学主办的“中国现代诗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

③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④ 转引自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341-342页。

⑤ 转引自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340页。

⑥ 张旭东：《韦伯与文化政治》。见张旭东《批评的踪迹》211-212页，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