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才:写诗与译诗&苍产蝉辫;
你们也许会觉得:&濒诲辩耻辞;我只是写写诗,我又不懂外语,我也不译诗,我跟译诗有什么关系?干嘛非要把写诗和译诗扯到一起?&谤诲辩耻辞;
但我们得知道,我们写诗,写的是新诗即自由体诗。那么最早写新诗的人是谁?是胡适。我建议大家抽点空,再回头去读一读胡适的《尝试集》,读一读胡适自己的序言,你们就会发现,《尝试集》中有一首诗叫《关不住了》,被胡适称作&濒诲辩耻辞;新诗的纪元&谤诲辩耻辞;。这首诗,其实不是胡适创作的,而是他&濒诲辩耻辞;译/写&谤诲辩耻辞;的。
可见,译诗其实是中国新诗的源头之一。
胡适之后,新诗经历了诸多变化,将近一百年了。这中间,法国的象征派诗歌影响很大,可以说,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牛汉那一代诗人:在建构诗歌意象的同时,挖掘&濒诲辩耻辞;象征&谤诲辩耻辞;的力量,比如《华南虎》。象征派诗歌,当然是从法语翻译过来的,它推动和刺激中国新诗去建构自己的语言的&濒诲辩耻辞;现代敏感&谤诲辩耻辞;。戴望舒是很重要的一个&濒诲辩耻辞;现代派&谤诲辩耻辞;诗人,也是非常出色的一位翻译家。他的&濒诲辩耻辞;写诗&谤诲辩耻辞;和他的&濒诲辩耻辞;译诗&谤诲辩耻辞;,不是平行地,而是互相缠绕,呈厂形地贯穿着他一生的诗歌探索。我举戴望舒,因为他是个很突出的例子,能够说明,&濒诲辩耻辞;译成汉语的诗&谤诲辩耻辞;在汉语新诗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一个位置。还有鲁迅,他的一半作品是译作,如果不能理解鲁迅首先是个伟大的翻译家,也就无法把握鲁迅是个伟大的作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濒诲辩耻辞;朦胧诗&谤诲辩耻辞;崛起。它为什么会崛起?这同北岛那一代诗人对外国诗歌的敏感很有关系。诗人多多曾说:&濒诲辩耻辞;要跟上翻译的步伐&谤诲辩耻辞;,因为他感到有必要关注外国诗歌的动向和进展。译诗,让我们读到&濒诲辩耻辞;外国的&谤诲辩耻辞;诗歌,更重要的是,它还带来新的词汇、新的语法和新的诗学。中国诗人中,谁对译诗的消化能力越强,谁就越有可能把诗写得有新意。当然,作为祖传的遗产,中国古诗也是诗人必须反复阅读、默会于心的另一个诗歌宝藏。
所以说,只要你写诗,不管你懂不懂外语,不管你是不是翻译诗,&濒诲辩耻辞;译诗&谤诲辩耻辞;跟我们每一个诗人都有关系。
我们正前所未有地置身于一个翻译的时代,也就是一个&濒诲辩耻辞;世界文学&谤诲辩耻辞;的时代。世界文学,如果没有翻译,它根本就无从谈起。我们都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感到欣喜。诺贝尔文学奖,说穿了,就是诺贝尔文学翻译奖。莫言诺奖,是他创作的胜利,也是翻译家翻译的胜利。
每一年,都有不少译诗集出版,我们要关心,要阅读,要有能力从中嗅到、窥见、领悟到一种异质的崭新的东西。说到底,译也是写,写呢也是译,只是译是从有到有,写是从无到有。从起源处说,文字、语言本身,就是对世界的翻译。
理解译诗,对我们写诗,益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