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作家过近，文学批评往往难以&濒诲辩耻辞;出乎其外&谤诲辩耻辞;，造成把握失准失误；距离文学本体过远，不能&濒诲辩耻辞;入乎其内&谤诲辩耻辞;，导致文学批评基本功缺失、职业判断失焦
文学批评的&濒诲辩耻辞;远&谤诲辩耻辞;和&濒诲辩耻辞;近&谤诲辩耻辞;，既是批评态度问题，也是批评方法问题。&濒诲辩耻辞;远&谤诲辩耻辞;，指评论者与作家距离适当远一点，才能葆有客观性；&濒诲辩耻辞;近&谤诲辩耻辞;，指与作品文本距离贴近一点，回到作品本身，回到阅读和文本细读上来。
长久以来，很多文学批评者恰恰把这两点作了一个颠倒：距离作家太近，距离作品太远。前者表现为与作家熟、私交好，下笔只有褒扬甚至溢美之词。各类文学新作研讨会，往往是这一现象的放大镜和聚光灯。据统计，中国每年约有1万部长篇小说出版和发表，没有人希望自己的作品甫一诞生就泯然众生。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关注度，不少作家、出版社会全力为新作召开研讨会，有的会在全国各地进行&濒诲辩耻辞;巡展&谤诲辩耻辞;式研讨。大多数研讨会上的评论都是捧场声、叫好声，评论者也安心做&濒诲辩耻辞;赶场人&谤诲辩耻辞;，从论点到具体措辞基本不变，只是换上不同的书名。专业研讨本是检视和修正创作实践的重要环节，是评论者思想交锋的平台、评论者和创作者沟通的桥梁。遗憾的是，许多研讨会丧失文学批评功能，变成&濒诲辩耻辞;抬轿子&谤诲辩耻辞;&濒诲辩耻辞;抹糨糊&谤诲辩耻辞;，一方面浪费社会资源，一方面助长文学批评距离作家&濒诲辩耻辞;过近&谤诲辩耻辞;之风，不利于健康评论生态养成。
另一方面，文学批评又距离批评文本过远。上世纪80年代，外国文学理论尤其现代文艺理论涌入，虽有建设性意义，但导致批评理论西化的高歌猛进，许多批评者习惯套用西方理论来阐释、解读当代作家作品，导致文风僵化、&濒诲辩耻辞;不说人话&谤诲辩耻辞;的现象突出，无法被既有理论&濒诲辩耻辞;套用&谤诲辩耻辞;的创作实践即被弃释。于是，文学批评成了&濒诲辩耻辞;项目体&谤诲辩耻辞;&濒诲辩耻辞;颁刊体&谤诲辩耻辞;&濒诲辩耻辞;学报体&谤诲辩耻辞;，与文学本体关系松散。新世纪伊始，中国文学界曾开展有关&濒诲辩耻辞;回到文学本身&谤诲辩耻辞;的讨论，呼吁批评回到文学创作本身。遗憾的是近20年过去，这一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
如何让文学批评回到文学本体？回归常识，从最基本的文学要素如语言、形式、结构等方面着手，探讨作品价值和文学问题。当前，部分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批评家正在通过自己的实践重建批评生态，如程光炜持续推出对近30年重要小说家作品细读式评论、陈晓明用8年时间完成《众妙之门&尘诲补蝉丑;&尘诲补蝉丑;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此外，一些作家也拿起批评之笔，如苏童、毕飞宇等人的文学批评甚或可以为专事批评者以启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作家的批评文章往往感性有余、理论构架淡化，但恰恰是他们的批评实践为众人提供了一条批评回归文本细读的个人化路径。比如毕飞宇以&濒诲辩耻辞;看苍山绵延，听波涛汹涌&谤诲辩耻辞;概括对蒲松龄《促织》的阅读体验，进而从小说背景、架构、语言、情节等方面，将小说细微精彩处一一呈现。如果说小说本身静水深流，表面波澜不惊，内里意象万千，毕飞宇的解读就如跳跃的山涧，奔腾起伏，跌宕有致。他将原文细节不断放大并定格，帮助粗心的读者捕捉到原着的内在精妙。文学作品中草蛇灰线般的伏脉，也逃脱不了作家敏锐的感受力，这是作家独具的批评优势。他们的批评文章往往不合常规套路，别开生面，富于启发性和可读性，其创作谈本身也往往既是通往小说丛林的秘径，又是生动和引人深思的批评文章。可以说，近年来作家积极介入文学批评，对风行已久的远离文本的&濒诲辩耻辞;专业批评&谤诲辩耻辞;是有纠偏意义和启发的。
可以说，对&濒诲辩耻辞;远&谤诲辩耻辞;&濒诲辩耻辞;近&谤诲辩耻辞;的把握与掌控，既体现文学批评者自身专业素养，也是其职业素养的直观写照：距离作家过近，往往难以&濒诲辩耻辞;出乎其外&谤诲辩耻辞;，造成把握失准失误；距离文学本体过远，不能&濒诲辩耻辞;入乎其内&谤诲辩耻辞;，导致文学批评基本功缺失、职业判断失焦。中国当代社会充满着等待写作者去捕捉、去发掘的生动素材，也不断催生出数量庞大、风格各异的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家既要具有对时代的观照能力，又要具有最基本的文学批评素养、锤炼敏锐的文学感受力，用好手中这支笔，切实推动文学创作繁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