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伊始之际，有两部重量级长篇小说横空出世：一部是贾平凹写乡村的《古炉》；另一部是王安忆写上海传统工艺顾绣的《天香》。《天香》不仅是王安忆个人创作历程中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标志了新世纪以来当代长篇小说所能够达到的高度。《天香》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而是以历史题材回答了今天社会生活中某些尖锐的问题。本文从《天香》与上海书写的角度来解读《天香》如何完成历史与现实的对接关系。《天香》又一次显现了海派文学的新高度，通过小说，我们看到了上海为天下先的独特历史和独立经济形态，也是它在未来发展中能够最先领略现代世界风貌的优势所在。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伊始之际，有两部重量级长篇小说横空出世：一部是贾平凹写乡村的《古炉》；另一部是王安忆写上海传统工艺顾绣的《天香》。一时间，&濒诲辩耻辞;古炉添（天）香&谤诲辩耻辞;成为文坛的最佳景观。2012年，这两部小说双双入选香港浸会大学设立的&濒诲辩耻辞;红楼梦&尘颈诲诲辞迟;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谤诲辩耻辞;第四届的决审提名，最终由《天香》胜出荣获首奖，众望所归，没有悬念。《天香》不仅是王安忆个人创作历程中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标志了21世纪以来当代长篇小说所能够达到的高度。我对这部作品的兴趣，并不在于它的历史寓言&尘诲补蝉丑;&尘诲补蝉丑;《天香》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而是以历史题材回答了今天社会生活中某些尖锐的问题。
如果说，香港浸会大学设立这个长篇小说奖之所以要借重《红楼梦》的命名，正是蕴涵了向这部伟大古典小说致敬的意思，那么，每一部优秀作品获得这个奖项的本身，都构成了一次当代文学与《红楼梦》为代表的古典传统的对接，现实的文学道路正是在不断地返回历史传统的过程中向前推进。我们回顾四届红楼梦奖的评选，仿佛是进行了四场与伟大古典传统的跨越时空的文学对话，我们从这些获奖作品的解读中都能够隐约看到《红楼梦》传统的影响所在。而这次《天香》的获奖，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具有资格担当这一场古今文学的精神对话。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简单地从《天香》与上海书写的角度来解读《天香》如何完成历史与现实的对接关系。
王安忆属于上海，&尘诲补蝉丑;&尘诲补蝉丑;我这么说，不仅仅指她是一个居住在上海的作家；也不是说她自《长恨歌》以来的创作，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对上海社会风俗变迁的关注和书写。这两者当然是作为一个海派文学代表作家的主要特点。但我觉得这还是一般作家能够轻易达到的，上海有许多作家都具有这样两个特点。而王安忆的可贵之处，在于她是一个对生活于斯的海派文化环境抱有深刻见解的作家，她在近二十年的&濒诲辩耻辞;海派文化&谤诲辩耻辞;热、&濒诲辩耻辞;民国怀旧&谤诲辩耻辞;热、张爱玲热以及所谓的&濒诲辩耻辞;社会主义文化遗产&谤诲辩耻辞;热等一波一波社会流行思潮的裹挟中，始终保持了特立独行的警惕眼光和批判立场，虽然许多读者和评论者从流行思潮出发，有意无意地把她的创作推向这些潮流，但是终究不能遮掩她笔底下展现的上海的独立风貌；这种独立性，与其说是属于生活细节，毋宁归诸思想，王安忆对上海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始终持有超越流行思潮的深刻理解。
我在评论《长恨歌》时曾经指出过，《长恨歌》的第一卷是以&濒诲辩耻辞;民国怀旧&谤诲辩耻辞;为题材，揭示了海派文化的&濒诲辩耻辞;繁华与腐烂同体共生&谤诲辩耻辞;的殖民文化实质；第二卷揭示了所谓的&濒诲辩耻辞;社会主义革命&谤诲辩耻辞;时期的上海日常生活，&濒诲辩耻辞;落后&谤诲辩耻辞;的市民文化潜隐在民间，有着较大的生命活力；第叁部则针对了&濒诲辩耻辞;改革开放&谤诲辩耻辞;以后&濒诲辩耻辞;怀旧热&谤诲辩耻辞;再度兴起的现象，以王琦瑶之死的大结局来影射狂热粗鄙的拜金主义最终将扼杀上海的生命力。一箭叁雕，《长恨歌》表现出作家卓尔不群的独立风貌。这是王安忆书写上海最有光彩的地方，也标志了海派文学所能够达到的思想高度。《天香》是《长恨歌》的继续，王安忆经过了《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遍地枭雄》《月色撩人》等一系列上海题材的书写以后，又一次显现了海派文学的新高度。
较长的一段时期以来，在一些海外汉学家和国内学者们的合力作用下，&濒诲辩耻辞;现代性&谤诲辩耻辞;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关键词，而这种作为标志的&濒诲辩耻辞;文化&谤诲辩耻辞;又是与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密切相关。上海是鸦片战争以后第一批开埠通商的口岸城市，所以，对这个城市曾经有过的中西文化交融的辉煌发达，一般舆论都认为，这一切正是殖民文化带给后发国家的&濒诲辩耻辞;现代性&谤诲辩耻辞;所赐。即使在今天的上海历史文化的教科书里，上海的现代性就是从&濒诲辩耻辞;开埠&谤诲辩耻辞;开始的，上海的历史也就是这样一百六七十年。这几乎是对于&濒诲辩耻辞;海派文化&谤诲辩耻辞;的常识了。但是，《天香》第一次用文学的形式颠覆了这个常识。作家通过书写上海的&濒诲辩耻辞;前史&谤诲辩耻辞;，形象地告诉读者：上海的前现代史可以追溯到五六百年以前的明代中叶，刺激这个城市的经济繁华与生命活力的不是因为晚清西方列强的入侵，&尘诲补蝉丑;&尘诲补蝉丑;假如，中国没有外族入侵，明代中叶繁华的经济形态和颓废的消费观念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也完全可能从社会内部慢慢地滋生出来。《天香》描写的天香园盛衰以及天香绣品从诞生到普及民间（遍地生莲）的故事，正是一部商品经济的萌芽在中国江南出现的&濒诲辩耻辞;前史&谤诲辩耻辞;。王安忆重塑上海的现代史，把上海&濒诲辩耻辞;商品经济&谤诲辩耻辞;的历史上溯到开埠前叁百年&尘诲补蝉丑;&尘诲补蝉丑;小说叙事时间是从明代嘉靖叁十八年（1559年）写起。小说在第二卷写杭州吴先生初游上海，看到了如此这般的一股气势：
龙华寺、水仙宫、大王庙、闸桥&丑别濒濒颈辫;&丑别濒濒颈辫;这些寺庙宫观加起来抵不上灵隐寺一个大雄宝殿，其实无味得很。地貌呢，没有山，这是一个大缺憾。水倒是有，横一条竖一条，都是泥沙河塘，哪里有西子湖的明秀清灵！但就正因为此，吴先生才觉得不凡，一股野气，四下里皆是，蓬蓬勃勃，无可限量。似乎天地初开，一团混沌还没有散干净，万事万物尚在将起未起之间。别的不说，单看河埠码头的桅林，简直密不透风，走近去，立到帆底下，仰头望去，那桅杆直入青天，篷帆的浆水味，江水的腥气，海的盐碱，扑面而来。水手下锚的铁链子当当地撞着河岸的条石，还有纤歌，悍拔得很，像地声般，阵阵传来&丑别濒濒颈辫;&丑别濒濒颈辫;凡此种种，如箭在弦上，伺机待发，不知要发生什么样的大事情！吴先生是没大出门的，但从来不自以为眼界窄，在杭城这地方，有南宋的底子，虽是偏安，也是个大朝代，前有古人，后有来者，足矣！但来到上海，吴先生忽觉着，那南宋的遗韵变得飘渺不实，愈来愈轻和弱，早已衰微了。
杭州是南宋旧朝古都，上海确实是到了元代才刚刚设立县制，不过是一个近海、江河交叉、泥沙烂塘的“滩”，但是从来自旧朝古都的吴先生的眼睛看来，它有一股“似乎天地初开，一团混沌还没有散干净，万事万物尚在将起未起之间。”这当然不是指它的历史年代久远，文化原始蛮荒，而是暗指上海这个城市的气象里，包蕴着一种不可知的新生的文化，这种文化看上去很粗野，但是蓬蓬勃勃，暗藏了无限生命力，就仿佛是新生的婴儿。吴先生逛上海，一不去歌楼酒肆享受市井文化消遣，二不去访名胜寻思古之幽情，却是到河埠码头来看百舸争流的奇观。结果他看到了千年中国所不具备的新气象：这里万竿林立，千舟竞发，犹如“箭在弦上，伺机待发，不知要发生什么样的大事情！” 这当然也不是指江枫渔火，画舫如云的传统文人境界，而是汇总了四面八方的物流运输、市场贸易、商品交换的集散地。小说里所描写的造园、制墨、购木等等，无不依靠船舶运输。正因为上海水陆交通便利，江南经济繁荣物产丰富，又因为远离北方庙堂文化的制辖，社会风气相对比较自由开放，就仿佛是当年的威尼斯、佛罗伦萨，慢慢地萌发了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流通形态。这才是“不知要发生什么样的大事情”的原因所在。吴先生通过沪杭两处城市的对比，黯然发出传统的南宋遗韵“早已衰微”的感受。
这一段对于上海新文化起势的描写非常之好，堪称为经典。王安忆写上海从来不回避世俗的风土人情，而这个&濒诲辩耻辞;世俗&谤诲辩耻辞;又是隐含了土生土长的商品经济的因子，所以她笔底下的上海永远是生机勃勃，即使在纸醉金迷的贵族文化细节的描绘当中，也不适时机地掺入了世俗元素，使得颓废享乐的场面中总有一种有生机的力量隐隐出现。小说第一卷没有直接描绘刺绣艺术，而是做了大量的铺垫：天香园的诞生，申儒世的隐遁，申柯海的放荡，都成为小说的一个隐喻，暗示了传统的忠君爱国、杀身成仁的儒家思想逐渐过时，江南才子们在繁华酥软的享乐主义消费方式下，已经无心搏取功名，一味在日常生活享受里做功夫。这在传统观点看来是不肖子弟败坏了家风，导致家业的败落；但是在《天香》里，这种责备显得迂腐过时，因为在人们的消费欲望和生活理想里已经诞生了新的文化因素。我注意到小说里的人物没有对这些行为作任何忏悔和警戒，相反，正是因为对新生活的渴望和追求，才不断刺激了他们的创造发明，用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随着小说第一卷的逐渐铺展，慢慢看到，其先是出于寻乐游戏，天香园的第二代男女们开始了做街市买卖的游戏，他们自娱自乐，开设了许多店铺，吸引游人（主要是家人）来购买日常物品（布匹、药品、书籍、食物、以及猪肉），但是到了第叁代成长起来，为了生活的兴趣，主动上街开设了豆腐坊，家人也一样如同游戏似的上街去购买。天香园还制作桃酱、墨、绣品等等，本来都起源于游戏，但是随着产物增多和名声外传，渐渐都成了流通市场的出品。第叁卷里蕙兰母亲说：&濒诲辩耻辞;如今阖家上下，全指着女红度生计，就这样，该花的还是要花，今天买马，明天置车。&谤诲辩耻辞;到了蕙兰一代（第四代），因为前辈人的挥霍无度而家道中落，必须依靠女红绣品来度生计了，这时候，作家郑重其事地描写了&濒诲辩耻辞;设幔&谤诲辩耻辞;的艰难过程，蕙兰公开收徒，传授天香园刺绣技术，使原来自娱自用的刺绣绝技转换成为社会上一种普通职业技能，富贵人家的游戏自然而然地流传到民间，成为一种社会产物，即商品了。
因为《天香》所涉及的仅仅是中国江南地区可能出现的商品经济的萌芽，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与生俱来的负面因素还没有机会充分展示开来，萌芽破土而出，自有它的必然生成的条件，除了通常认为的外部环境以外，更主要是来自天香园主人们在特定生活环境下产生的新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取向，正是这种新的因素，才使挥霍奢靡的天香园生活变得富有生机和创造力，也正因为这种新的因素与社会变局的大势联系在一起，才使天香园由盛到衰的下降势态与绣品由贵族游戏流入民间成为社会商品的发展势态形成差比，从一个大的隐喻中，我们看到了上海为天下先的独特历史和独立经济形态，也是它在未来发展中能够最先领略现代世界风貌的优势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