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对于陈彦来说，创作小说《主角》是自然而然的，在文艺团体中浸润多年，舞台、角儿真是再熟悉不过。而熟悉的创作却也经历了提起、放下、再提起的精雕细琢。在他笔下，&濒诲辩耻辞;主角&谤诲辩耻辞;并不是一个人，&濒诲辩耻辞;主角&谤诲辩耻辞;的舞台也是社会大舞台，经历着时代沧桑。
《主角》是2018年出版的，它的创作可以追溯到多年前。我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近30年，做专业编剧、院团长，对戏曲非常熟悉，与各类角儿打了半辈子交道。大概在10年前，我开了一个头，要写一个角儿，那时不叫&濒诲辩耻辞;主角&谤诲辩耻辞;，叫&濒诲辩耻辞;花旦&谤诲辩耻辞;。一段时间以后觉得要写的东西太多，有些梳理不清楚，于是便放下了。过了几年，我离开戏曲研究院，到陕西行政学院工作，跳出了&濒诲辩耻辞;庐山&谤诲辩耻辞;，那些茫然的头绪仿佛豁然开朗，真是有种&濒诲辩耻辞;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谤诲辩耻辞;的感觉。于是又重新开始写，两年时间完成了创作，之后修改了很多遍，电脑修改相对方便。
就像我在《主角》后记中说的：长期以来，我就有书写戏曲艺人成长的萌动与情愫。尤其是不想放过他们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因为他们在这个时代就已开始了一种叫担当的传播活动。尽管这种担当于他们并非是一种自觉，可客观效果，已然是了。终于，《主角》要开启这种生活了。我是想尽量贴着十分熟悉的地皮，把那些内心深处的感知与记忆，能够皮毛粘连、血水两掺地和盘托出。因为那些生活曾经那样打动过我，我就固执地相信，也是会打动别人的。在写《主角》时，这些感觉几乎常常是一泻千里般地涌流起来，时常会眼含热泪，情难自抑。
戏曲艺术博大精深，要成为台上的角儿很难，靠的是扎实的苦功。小说的&濒诲辩耻辞;主角&谤诲辩耻辞;忆秦娥本是个大山里放羊的小女孩，因为能吃苦，在学戏的道路上坚持了下来，没想到火了，被省里调去大剧团做主演。她身上有着孩子气的执拗一面，就想安安宁宁地唱戏。可她越是不争，越是被推到一线，可谓不争中的大争。忆秦娥的艺术之路充满了曲折，但她的定力却越来越深厚，思想越来越清晰。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她在清贫中坚守戏曲，坚守传统精髓，抢救老艺人濒临失传的艺术，最终成长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
如果仅仅写舞台上的主角，也很有意思，不过，这部小说不是写一个主角，不是她一个人的成长史，而是借主角、借秦腔这门艺术，阐发我对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生活的感知，从角儿的舞台放射到社会的大舞台。文艺是最容易裹挟社会生活的，戏剧本身和社会接触特别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俗等等。同时，我们舞台上的角儿，在社会现实中跟各色人等交流接触，不断放射出社会的舞台，就会呈现出立体的宽度和厚度，作品意义也就更为丰富起来。我和小说主人公忆秦娥年纪相当，我自己是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亲历者，希望把自己几十年的经历在小说里通过主人公带出来，把对社会发展进程感同身受的东西放到小说里去，打开了写。
《主角》具有象征意义，生活中哪里都是舞台，哪里都有主角、配角。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演出，此舞台与彼舞台是相通的，读者在小说中可以有生命代入感。当然，这是我艺术上的追求，如果实现当然好，如果读者感受不到，看一个行业主角成长史的酸甜苦辣也是有意义的。
贰
从文学到舞台剧，又回到小说创作，陈彦的创作力旺盛。不同的形式，有着相同的温度，一个个普通的小人物用他们的努力和奋斗描绘出人生的图卷、时代的华章。
从事文学创作至今已有近40年，于我而言，创作就好像是钟表的发条，有条不紊地持续地走着，数十年如一日。我的文学启蒙从家乡开始，带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我的家乡是陕西镇安，县志里称为&濒诲辩耻辞;终南奥区&谤诲辩耻辞;，意思是终南山里不为人所知的一个神秘地方。从地理上来看，家乡四周都是大山，很闭塞，与外界的交流较少。但是，改革开放初期，在文学热潮的影响下，这里出现了一批喜爱文学的人，大家纷纷写小说散文。那时候作家是当之无愧的明星，一部短篇小说使一个作家一夜之间就能闻名全国，青年们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陕西省有一份重要的文学杂志《延河》还经常到镇安来组稿，贾平凹等已经成名的作家们到县里来讲讲课，跟文学爱好者见面。这些对我的文学成长都有巨大影响，我有了自己的文学梦，并且一直没有停下笔，在这条路上坚持了下来。
一开始，我的创作主要是散文、小说。记得第一次在《陕西日报》发表了散文，第一次在《陕西工人文艺》上发表了小说，心里激动得不行，在我们的小县城里也引起了关注。有一次，陕西省举行&濒诲辩耻辞;学校剧&谤诲辩耻辞;评奖，由于县里知道我一直进行文学创作，便让我写一个。于是，我在十七八岁创作了自己第一个话剧《她在他们中间》，写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没想到最后得了省级创作二等奖。22岁那年，我有4部戏在3个剧团上演，虽然是县里的小剧团，但也非常有成就感。也是因为那些创作成绩，我25岁被调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做专业编剧，在创作上开始以戏剧为主了。
从一开始，我的戏剧创作就是写熟悉的人物和故事，比如观众所熟知的西京叁部曲&尘诲补蝉丑;&尘诲补蝉丑;《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在这些作品里，展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年仅19岁的乔雪梅考上北京一所重点大学时，母亲突遇车祸身亡。面对瘫痪的父亲和3个未成年的弟妹，她无奈而又决绝地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挑起了赡养父亲、抚育弟妹的重担，生命的图画一次次重涂，但人生并没有因为一次无奈的选择而黯淡&丑别濒濒颈辫;&丑别濒濒颈辫;（《迟开的玫瑰》）；原本不愿意到西部的上海小姐、上海交大青年教师孟冰茜，追随心爱的丈夫，响应国家号召西迁西安，在大西北艰苦的环境中，一步步改写着心路，一点点改写了人生，终于成就辉煌，50年的奋斗历程昭示了知识分子爱国的担当和情怀（《大树西迁》）；农民工罗天福进城后历经种种困难矛盾，尤其是两个孩子的大学读书困境，让一家人饱经忧患，而终有所成。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使他们的生命尊严和劳动价值，渐次融入了城市生活（《西京故事》）。在这些普通人身上，有温暖、有亮色，他们感受着人生冷暖，从他们的故事里可以看到社会发展、时代的变迁。
这叁部作品中有大量普通人的生活，都是虚构的，但观众都有一种真实的感觉，我们追求艺术真实目的，便是让观众感到生活的真实、真切。《迟开的玫瑰》已有22年，《大树西迁》也演出了十七八年，《西京故事》演了11年，现在还都鲜活在舞台上，有的成为多个剧种的演出剧目，无疑令人欣慰，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创作的方向。
在创作舞台剧《西京故事》时，我深入生活做了大量笔记。当时在戏曲研究院对面有一个农民工劳务市场，每天一两千人在那里涌动。我跟他们聊天，知道很多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为了更为深入地了解，我又到八里村、木塔寨等农民工集散地，跟踪这个群体，思考他们的生活。这样下来，搜集的素材特别多，而舞台剧的容量有限，完成之后觉得没有把自己了解的生活用完，还有很多东西意犹未尽，便想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展现出来，写了50万字的《西京故事》。舞台剧演出只是两个多小时的长度，文字量也就2万多字，创作要求简练，所以在语言上会把生活毛茸茸的质感修剪得比较干净，而小说则可以挖掘得更深，对于作家来说，小说的发挥空间更大，可以写得很快意。
叁
一滴水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学作品是一滴水，它会不断汇聚，从涓涓细流到奔腾的江河，展现出万千气象。生活则是这滴水的底色。
作家柳青写《创业史》，在陕西一个叫黄埔村的地方待了13年，把农民的语言和行为特征熟稔于胸，仔细研究中央对农村的政策，调查农民的反应。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进人民，熟悉写作对象，就像农民熟悉天气，知道什么云下什么雨，这给我很深的启示。我始终觉得，只有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才不会空洞，才能让人物自然而然地从笔下流淌出来，立体起来，生动起来。生活对写作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每部作品好比一滴水，虽然很小，但却五光十色，从中能折射出奔腾的大江大河来。
对作家来说，生活与阅读缺一不可。作家的任何生活都是有用的，我在最近创作的话剧《长安第二碗》后记中说：文学艺术创作是应该努力让生活去说话，而不是作者自己站出来说。让柴米油盐酱醋茶说，让日子说，让年轮说。作者只不过是用一个箩筐，去尽量把它们原汁原样地装进去而已。当然，不能没有装法，装不好，里面是盛不了多少东西的。
要想装得好，离不开阅读，这关乎作家的眼界、思想。通过阅读，借鉴人类先进文化成果，无论中外，好的文学艺术作品要广泛涉猎，才能站到一定高度去思考问题。文艺创作不能只局限在文学艺术的圈子里，需要跳出来，对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宗教、人文等进行全面学习、辨析，这样才能熬出醇厚的汤汁，写出来的东西才会有意思。
2018年底，我离开哺育自己30多年的西安，到北京工作。新工作自然忙碌，缺乏相对充裕的写作时间，但仍然有大量阅读时间，坐飞机、高铁也是很好的阅读时段。今年我集中在阅读一批哲学、历史着作，并且在重读四大名着。我认为中国小说要在传统里找到中国式的语言表达方式，作家还是要对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厚的认知。
对于作家来说，获奖是巨大的鼓励，但更是鞭策，鞭策自己在生活的热土上继续探索前行。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对于实实在在经历了改革开放这40多年的我来说，看着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一天天走向富强，我们真的应该向祖国母亲致敬，没有祖国的发展强大，自己的创作也就无从谈起。
在时代浪潮中生活几十年，再在作品中表现这几十年的火热生活，就像是从骨子里生长东西一样自然顺畅。时代的大舞台给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书写题材，我们只要匍匐在大地上，汲取营养，努力躬耕，便必有创作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