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女儿女婿去土耳其旅游。精心计划了好久，准备去半个月，走哪条路线，订哪家旅馆，租什么车，看哪些风景名胜，品尝哪些美食，安排严密准备周到。租车自驾，捎上老爸老妈，惠而不费顺水人情，然而到最后，好事多磨，女儿知道不可能同行，因为这期间，老爸正全力以赴投入《南京传》的写作之中。
这部书稿完全是意外，我写过很多与南京有关的文字，写了很多，觉得自己不会再写，不可能再写。写作不是把自己嚼过吐掉的口香糖，再重新捡起放入嘴里，轻车熟路是文章大忌。《南京传》的兴奋点，是想写出与以往不一样的东西。这部书稿之前，一直在写长篇小说《刻骨铭心》，写得很辛苦，很吃力，很绝望，我担心自己再也写不动了，再也不会写出什么长篇大作。
曾经跟女儿说过，《刻骨铭心》很可能是我的最后一本书，真的是感到有点写不动，太累了。没想到创作《南京传》状态会那么好，有一段时间，每天工作将近十个小时，结束时天旋地转，仿佛云中雾里。真是很疯狂，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上岁数的老同志，还能够这样，实在太美妙。我确实不可能与孩子们一起去旅游，那么好的写作状态，怎么可能放弃，怎么舍得，这种好状态放弃了是罪过。
一次旅行中东的好机会，令人遗憾地失去了，很可能是永远失去。接下来，女儿怀孕了，生小宝宝，而且还想要二胎，再要实行这样的旅行，不知道猴年马月，基本上就失去了。但是仔细想想，天底下要可惜的事情太多，不是可惜这个，就是可惜那个，放弃了这个或那个，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感谢老天爷给我这么好的一个写作状态，当然也要感谢译林出版社的顾爱彬，感谢这位老同学，让我在还没想明白时，稀里糊涂地签下合同。叁十多年前，我们同一届研究生从南京大学毕业，同时被分配进江苏的出版社，我在文艺社，他在人民出版社。那时候，文艺社刚从人民社独立出来，译林出版社还没成立，还是一个编辑室。时光荏苒岁月流逝，我成为编辑队伍中的逃兵，顾爱彬则已经是出版界的大佬。
当然，还得先感谢一本英国人写的《伦敦传》，这本书也是译林出版的，我从女儿那里看过，在上海参加会议，也听专家解读过这本书。说老实话，也没太把这本书当回事。顾爱彬让写一本跟《伦敦传》类似的书，我说再看一遍吧，其实也没再看，只是又翻了一下，看了其中几章，研读了一些段落，就在电话里说，自己要写，可能不会比《伦敦传》差劲。当然是句玩笑，武无第二，文无第一，这根本不像是我应该说的话。
不过有人就当真了，顾爱彬笑着说先签了合同再讲，竟然就真的签了。其实签合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自己正处于写作的空窗期，百般无聊，《刻骨铭心》写完，嘴上说这可能是最后一部小说，心里却又在跃跃欲试，在琢磨下一步写什么，在考虑怎么写。我是个不能不写的人，写什么都是写，注定要写，长篇暂时不能再写了，多产总是要被人骂的。无论你写得多认真，多玩命，必定会有人说你粗制滥造。
如果没有这份约稿合同，也就不会有《南京传》。很显然我还是个有契约精神的人，老同学大约也做好了这家伙可能背约的准备。如今这年头，不守信用的事太多，欺骗和宰熟理所当然，真要是不写，老同学又奈我何。没想到结局却是那么愉快，我不仅上了钩，找到了写作这部书稿的动力，兑现了对老同学的承诺，而且还沉浸在写作的欢乐中十分陶醉。
写作《南京传》的动力是什么，或者说，写作这本书的兴奋点究竟在哪。在采访中，我已经不厌其烦地解释过，就是以南京为平台，写一部有点独特意味的中国史。以南京为窗口，眺望中国历史。这么写我觉得有趣，觉得好玩，我愿意这么写。虽然有点累，但是感觉写得很爽，很痛快。
有记者问，写作这样一本书，是不是要临时查阅很多资料，我觉得挺难回答。必须要老实交待，查阅资料是肯定的，抄点书也很自然。俗话说功夫在诗外，真要想写，临时抱佛脚免不了，也不一定有用。心里有则有，心里无则无，关键还要有平时积累，平时要有兴趣，看书不能是为了写书。说这本书信手拈来，有点自夸，但是我从来就不是个喜欢掉书袋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不在书后付个阅读和引用书目的原因。我觉得自己只是写一本通俗读物，犯不着为一首李白常见的诗歌，非要注明出自李太白全集第几页。
这本书还有个特点，一边写，一边在网络平台连载。对我来说，这尝试很新鲜，很刺激，和以往的写作经验不一样，能够立刻得到反馈，看到读者反应。同时，也让我对如何引用古文古诗，有了新的看法，这就是可以把引用的原文当作一张图片看。在网络上连载，编辑的配图起到很好的装饰效果，它与文字只是起到一种相互补充作用，你可以看图片，也可以不看图片。《南京传》的引文原则也是如此，它和正式行文呼应，基本也属于可读可不读。如果读者不想细究，跳过去没有任何问题，阅读从来都应该是轻松的，艰深从来不是我的追求。
温故而知新，事实证明，写作是最好的学习和思考。这部书稿的写作过程，无疑是一次对历史的穿越，一次奇妙的旅行，但愿它也能给读者带来同样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