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小说家高君交往多年，但我一直觉得让自己在纸页上谈论他特别是他的创作是困难的。这种困难，并不是因为那种&濒诲辩耻辞;熟悉的陌生化&谤诲辩耻辞;，也不是那种&濒诲辩耻辞;遭遇即是深渊&谤诲辩耻辞;，而是缘于彼此都有着来自写作中&濒诲辩耻辞;带有诱惑力威胁&谤诲辩耻辞;的孤独。
更为重要的是，在我看来，这种孤独在高君的身上与文字中症候更为刻骨与深切。或换而言之，在因为热爱生活而写作与因为写作而更加痛彻地陷入生活之间，高君更像楔入二者之间的一个&濒诲辩耻辞;密码&谤诲辩耻辞;，这个常常脸带少许焦虑与疲惫的&濒诲辩耻辞;密码&谤诲辩耻辞;，一边小心翼翼地破译着生活的梦境，一边字斟句酌地沉潜于创作的梦境，在梦境与梦境之间，他以孤绝卓异的姿势慢慢完型着自身的宿命：挣扎于比水更深的生活之中，写作即是与内心的另一个自我为敌。
我对高君的这些观感，从他早期的《大声歌唱》《段落》开始，直至他的新着《柔情史》（刊于《收获》杂志2019年长篇专号秋卷）得以廓清和明晰。
阅读高君的《柔情史》，我始终处于一种海水即将没顶的&濒诲辩耻辞;淹溺状态&谤诲辩耻辞;。这种&濒诲辩耻辞;淹溺状态&谤诲辩耻辞;，虽然不会致命，却时时让人窒息，让人心悬叁尺，让人深感在世界的边缘，在人生的边缘，那些最为卑微而无辜的人的生活，也时时复杂多变，处处危机四伏。在上帝巨大而有力的手掌上，每一个奔波于尘土之上的小人物的命运，都会在他顺手弹奏的即兴曲中，变得无限颠簸和不确定，那生命的轨迹也一再地不断拐弯与转向，向着不可预测也无法阻止的前方滑逸。
在高君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精心设置的&濒诲辩耻辞;提心吊胆的叙述中&谤诲辩耻辞;（任白语），小说围绕着作为老板的王玉梅与年轻俊美的男雇员白羽之间的爱情展开。在单亲家庭中成长起来的王玉梅，因为一场医疗事故成了一个瘸子&尘诲补蝉丑;&尘诲补蝉丑;她的生活因此全部变异。可以说，她的成长简史，始终是一部个人与自我命运、与他者交往（外部生活）的双重抗争史。而在当代社会数不清的背景下，她与男主人公白羽纯属日常生活的彼此相遇，却构成了霍夫曼笔下的那种&濒诲辩耻辞;世俗的不经意&谤诲辩耻辞;的命运遭逢，构成了二者之间&濒诲辩耻辞;带着爱与恨的盯视&谤诲辩耻辞;的生命纠缠。
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带着各自充满血污的孤独走向对方、深入对方，在相互拯救的过程中又相互提防与伤害，他们用心中尚未熄灭的渴望、黑暗中连绵不绝的孤寂，甚至是与之如影随形的、起伏不定的猜忌与怨恨，更多的，是用明灭闪现的且须用心维系的款款柔情，为自己也为对方编织了一张明知无法抓住但又满含希冀的生活之网。
也正因如此，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越来越感到，在高君的叙事中，人物的思想常常无法托举精神，人物的精神仿佛只有沉潜在时间与空间之外，追求某种无法说清的、或不言自明的无限极境，才能获得解脱与救赎。当然，这种解脱与救赎，总是以不期而至的打击为代价。因为，无论是王玉梅也好，白羽也好，还是王玉梅的母亲与妹妹小黄毛也好，他们手中能够握住的并不是自己的命运，在他们不断反抗命运的手中，在他们无限接近虚无略有底气地活下去的手中，握住的，只有尘土与灰烬，只有苍凉与叹息。
高君小说笔下的人物，大多生活于&濒诲辩耻辞;在幽暗中散发光芒&谤诲辩耻辞;的底层，用他自己的话说，&濒诲辩耻辞;他们能向我敞开心扉。同样我也能进入他们沉默乃至隐秘的内心静处。感知他们卑微、渺茫的希求和渴望，斗智斗勇般的生存挣扎，以及为此所承受的来自生存和心灵的双重困苦和磨难&尘诲补蝉丑;&尘诲补蝉丑;我能够感同身受，因为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谤诲辩耻辞;
如果说比水更深的生活可能会给我们观察世界的眼光带来某种误导，那么，高君小说描述的世界则带有我们期待的某种&濒诲辩耻辞;奇迹&谤诲辩耻辞;，这种&濒诲辩耻辞;奇迹&谤诲辩耻辞;既是我们身处的日常生活，也可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场意外，而我更愿意将它视为能够成为一种&濒诲辩耻辞;因为卑微才足够辽阔&谤诲辩耻辞;、&濒诲辩耻辞;因为弱小才足够强大&谤诲辩耻辞;、&濒诲辩耻辞;因为悲悯才足够壮烈&谤诲辩耻辞;的充满神性的事件。由此，我们每一个埋首于尘埃之下的人们，才能够在生活给我们一次次带来的创伤与阵痛中，获得一种醒目的真实的幻觉，以及幻觉中的真实。当然了，写作者都是被选择，而不是选择，一如蒙田告诫我们的那样，&濒诲辩耻辞;&丑别濒濒颈辫;&丑别濒濒颈辫;探测内心深处，检查是哪些弹簧引起的反弹；但这是一件高深莫测的工作，我希望尝试的人愈少愈好。&谤诲辩耻辞;
己亥深秋，断续写毕于塞外采蓝居，时窗外天空朗澈，又一个凛冽的冬天即将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