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亮程始终关注新疆古老乡村中的民族生活，从虚土庄到阿布旦村，从黄沙梁到库车到龟兹，他仿佛坐在驴车上，用一个个乡村故事架构起新疆的地方风物和民间传奇。新世纪以来，农村的城市化建设开始动摇乡村的根基，传统的乡村童话已然开始逐渐失去其现实性，刘亮程也发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我们一直把农村想象成诗意的乡村。我们在城市待久了，就会想到乡村去。其实我们到达不了乡村，我们一次次离开城市开车出去，到达的仅仅是农村” [1]。如何接近乡村，如何保留乡土文化一直是刘亮程创作中思考的问题。他对民族的宗教历史文化一直很感兴趣，在《凿空》中就探讨了信仰在阿布旦村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在新作《捎话》中，宗教、语言、文化等主题依然是小说主要研究的话题。作者虚构了两个古国毗沙和黑勒，并以驴为中介，勾连起两个文明的交融、冲突与战争。在驴叫、羊叫、风声和人声等声音迭奏中，探讨宗教文化笼罩之下的乡村风情。
声音或许是刘亮程偏爱的一种感受乡村的方式。无论是在小说还是散文中，他往往愿意通过声音表达感性世界中的乡村场景。在《凿空》里，刘亮程就表示，阿布旦的天空是由驴叫、鸡鸣、狗吠、牛哞、羊咩等声音支撑起来的。为何选择声音作为建构乡村的元素？在刘亮程看来，每一种声音都有着独特的颜色，声音能够打通五官的感受：“驴叫是红色的，鸡叫是白色的，羊叫声绿油油的，是那种春天最嫩的青草的颜色，老鼠叫声是土灰色，蚂蚁的叫声是土黄色，母亲的喊声是米饭和白面馍馍的颜色” [2]。色彩填充了声音的另一个维度，让其变得更加立体，从而支撑起乡村的整体文明。刘亮程小说中的声音灵动而富有节奏，他的创作过程仿佛列斐伏尔笔下的节奏分析者，重视整合节奏和日常生活的关系：“他不会贸然从被观察的身体的内部跳到外部，而是将这些声音作为一个整体来听，并以自己的节奏进行统一”[3]。
在《捎话》里，声音同样是感受文明最为直接的形式，小说的开头就出现了如同尘雾一般的诵经声，“那声音经过昆塔有了形，在塔尖上又塑起一层塔” [4]。在绵绵不绝的诵经声中，刘亮程勾勒出两种文明和宗教的冲突，并且从驴和人两个角度，来解读过去、现代乃至将来的乡村问题。
一、&濒诲辩耻辞;迭奏&谤诲辩耻辞;
“迭奏” 是一个与音乐相关的概念，指的是交替地奏乐。德勒兹和加塔利将它的意义扩大，并作为其“生成” 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认为，“迭奏”指的是一种引发“界域”的节奏模式，“迭奏曲，就是被结域的节奏和旋律，因为它们已然变为表达性的，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它们在进行界域化”[5]。进一步来说，“迭奏”是“任何有节奏的主题，可能有助于构建有机体的环境、辖域或社会领域，例如作曲家在创作音乐时就能够控制或改变‘迭奏’”[6]。三种不同的力量构成了“迭奏”的发生，即混沌的力量、大地的力量以及宇宙的力量。在解释“迭奏”的过程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借用了“界域”和“节奏”的概念，在他们看来，“界域”是“一个转化和过渡的场所”[7]，而“节奏”则是不同环境进行互通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回应。“节奏”是“无规则的”，是“临界的”，它将“临界的瞬间联结起来，或在从一个环境向另一个环境的过渡之中将自身联结起来”[8]。
&濒诲辩耻辞;迭奏&谤诲辩耻辞;能够促使情感界域的生成。德勒兹和加塔利举了几个例子，来解释&濒诲辩耻辞;迭奏&谤诲辩耻辞;发生的基本方式：其一，一个孩子在黑暗中很害怕，他唱了一首歌来安抚自己，这样就可以在混乱之中建立稳定的点，从而在一个空间内形成有序的轨迹；其二，一只鸟唱了一首即兴咏叹调，进而将它的整个领土开放给其他环境和整个宇宙。有学者认为，&濒诲辩耻辞;&濒蝉辩耻辞;迭奏&谤蝉辩耻辞;作为一种秩序，是一种有节奏的规律性，它以固定模式组织环境&谤诲辩耻辞;摆9闭。由此看来，&濒诲辩耻辞;迭奏&谤诲辩耻辞;的意义在于，在人或动物搭建的空间中，捕捉一种混沌的感受，并形成艺术效果。在&濒诲辩耻辞;迭奏&谤诲辩耻辞;搭建起的空间中，声音必不可少：&濒诲辩耻辞;声音的、人声的组分是极为重要的：一面声音之墙，或至少是一面含有一些声音砖块的墙&谤诲辩耻辞;摆10闭。
在解释了&濒诲辩耻辞;迭奏&谤诲辩耻辞;的含义之后，德勒兹和加塔利又以鸟和鱼的颜色举例，说明具有表现性的事物，常常也具有迭奏的可能。他们提出一个问题，这能不能被视为艺术？答案是肯定的：&濒诲辩耻辞;比起人种学&尘诲补蝉丑;&尘诲补蝉丑;仅仅研究人类族群及其特征，德勒兹与加塔利更青睐动物行为学&尘诲补蝉丑;&尘诲补蝉丑;对动物行为的研究，因为人类与其他动物共同拥有这一艺术创作并辖域化的倾向，而且在演化的意义上说，人类的这一倾向源自其他动物&谤诲辩耻辞;摆11闭。这样一来，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濒诲辩耻辞;迭奏&谤诲辩耻辞;概念成为其通向&濒诲辩耻辞;生成&谤诲辩耻辞;的关键一环，并且勾连起声音、动物、人等多种元素，成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情感空间。
在刘亮程的乡村书写中，恰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感空间，诵经声、人声、风声、驴叫以及各种动物的声音相互交织，自然和人类的力量相互博弈，形成了&濒诲辩耻辞;迭奏&谤诲辩耻辞;的景观，这一景观的情感指向也是刘亮程小说和散文的一贯主题：描绘身体和心灵的乡村故土。
二、诵经
在刘亮程笔下的村庄中，许多事物都能让人回到古老的时间：故城、古国、铁匠、坎土曼、驴车、古币、石头、陶片、割礼、麻扎&丑别濒濒颈辫;&丑别濒濒颈辫;他在《捎话》中建构起的古代文明，或许就来源于《凿空》里玉素甫挖出的古代村庄，那个村庄也有城市、房屋，甚至还有炕、水井和馕坑。刘亮程用手中的坎土曼，一层层向下发掘，慢慢揭开了古城历史的面纱，全方位地展现了新疆古代城市的历史样貌和风俗习惯。
诵经之声在《捎话》中率先出场。诵经是昆门徒每天必做的早课，诵经声围绕着昆塔，把昆塔向上托举，直送到天光之中。小说浓郁的宗教氛围就来自无所不在、缭绕耳畔的诵经声。 在《捎话》中，刘亮程不再满足于书写当下的新疆宗教生活，而是将笔触伸向了一千年前。刘亮程自己谈到，《捎话》的背景设在战争中的新疆：“当时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和于阗佛国正进行着长达百年的战争”[12]。原本信奉佛教的喀喇汗王朝，为了强化实力、巩固统治，决定融入当地的穆斯林地区，皈依伊斯兰教。而当时的于阗国位于新疆和田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仅是四通八达的贸易关口，而且能够牵制附近的少数民族势力。信仰佛教的于阗国事实上为李氏王朝所控制，他们得知喀喇汗王朝皈依伊斯兰教后，感到了强大的威胁，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发生。两国多年的征战最终以喀喇汗王朝的胜利而告终，“至迟在公元一〇〇九年之前，喀喇汗王朝已征服和田”[13]。在战争环境中，宗教成为人们逃离现实的重要途径，小说中的昆门徒和天门徒都会诵经，这两种诵经声相互交织、环绕，成为战争的背景音乐。
昆经曾传播甚广，一部昆经被翻译成无数种语言，&濒诲辩耻辞;被毗沙语、昆语、黑勒语、皇语、丘语同时吟诵，每一种语言里有一个不一样的昆&谤诲辩耻辞;。被翻译后的昆经不断地被传播到世界各地，来到了人到不了的地方，成为很多人的信仰。但是，尽管昆经受众很广，信仰昆的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接近光明：&濒诲辩耻辞;昆经想照亮世间的黑，可是，经文翻译成黑勒语、毗沙语、皇语和丘语时，都无一例外地被扔进这些语言的黑暗中&谤诲辩耻辞;。在作者看来，语言不一定指向事物的本质，语言同样会带来遮蔽和曲解。宗教的不同造成了人的防备和猜忌，即使有了语言的沟通，信仰之间的隔阂也成为最为沉重的黑暗。
在乡村书写中，刘亮程对残疾人分外注意，他觉得这些人更能领会村庄的真相，在《虚土》里他就提道：&濒诲辩耻辞;村庄用这种方式隐瞒一些东西，让一些人变聋、变哑、变瞎、变傻。而大多数正常的人，又不知道这些盲人哑巴聋人到底听见了什么，看见什么，还有永远说不出来的话到底是什么。到最后，有眼睛的人会相信盲人看见了真实。聋人听到了真音。哑巴没说出的话，正是我们最想听的&谤诲辩耻辞;摆14闭。《捎话》里也出现了盲昆门的形象，盲昆门因为家乡的昆寺被毁，一路寻找着毗沙佛国，却在途中被黑勒的天门徒刺瞎了眼睛。失明后的盲昆门没有放弃对信仰的追寻，在路途中，遇到的昆门徒把他的脸转向东方，让他一直走，但遇到的天门徒却把他的身体转向西方。年复一年，盲昆门寻找而不得，总是一次次地重新开始，如同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永远无法到达他心中的佛国。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盲昆门也心中有数，那就是宗教所带来的隔阂：&濒诲辩耻辞;很早以前，一个盲人是可以从黑勒走到毗沙的，现在不行了，大地上有了灵魂朝两个方向的人，盲人再问不到毗沙的方向&谤诲辩耻辞;。小说里的捎话人库，懂得几十种语言，他希望能够通过翻译扫去语言带来的黑暗，成为两国之间的使者。库带着一头身上刺满佛经的小毛驴，一路跋涉来到黑勒，结果毛驴被杀，库也被迫改宗，正应了盲昆门对他说的话：&濒诲辩耻辞;你的路也是黑的。&谤诲辩耻辞;
除了昆门徒念诵昆经的声音，小说同样展现了天门徒的诵经声。作者采用声音的方式记载了黑勒国改宗的历史，原本熟悉的诵经声发生了变化：&濒诲辩耻辞;那些寺院有了不一样的声音，驴很早就听出那些寺院里传出不一样的诵经声，驴耳朵长&谤诲辩耻辞;。改宗后的天门徒也会诵经，诵经声直冲云霄，&濒诲辩耻辞;变成天上的声音灌下来&谤诲辩耻辞;。在《凿空》里，刘亮程也用类似的手法写过阿訇念经的声音：&濒诲辩耻辞;阿訇站在清真寺房顶，高捧双手，向着天上喊，声音顺着手掌传向高空，然后往下落，不会落到土里，声音在高空时，好多耳朵被唤醒，纷纷伸到半空接迎它，跪伏的人们在那个悠长的喊唤里飘浮起来，那声音刚好落到房顶树梢，全被人的耳朵接纳住，没有一丝落到土里&谤诲辩耻辞;摆15闭。与昆经不同，天门徒的诵经声自上而下，充满力量，不容置疑，听到诵经之声的信徒们也需要停下手中的活计，跪地祷告。
昆门和天门在教义、教规上有着许多不同，但两者也有交织的部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和驴。改宗以后，黑勒国的桃花寺成为天门寺，买生昆门也成为大天门，他曾骑在驴背上念过昆经，现在&濒诲辩耻辞;依旧盘腿坐驴背上穿街过市，只是手里捧的经变了，嘴里念的经也变了&谤诲辩耻辞;。改宗以后，昆寺被推倒重建，一座座天寺拔地而起，昆经被烧毁，昆门徒被杀戮，但没有改变的是念经的人和人胯下的驴。刘亮程早在《龟兹驴志》描写老城库车的宗教环境时，就提到了同样的情节。库车人曾经信仰佛教，驴也驮过佛经、驮过佛僧，但一千年以后，库车人改信伊斯兰教，清真寺代替了佛寺，驴仍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濒诲辩耻辞;那头小毛驴没变，驴上的人没变，只是手里的经变了。不知毛驴懂不懂这些人世变故&谤诲辩耻辞;。在《龟兹驴志》的最后，刘亮程说出了他对信仰的理解，那就是给心灵提供一个安放之处：&濒诲辩耻辞;无论佛寺还是清真寺，都要召唤人们到一个神圣的去处，不管这个去处在哪儿，人需要这种召唤。散乱的人群需要一个共同的心灵居所，无论它是上天的神圣呼唤，还是一头黑毛驴的天真鸣叫&谤诲辩耻辞;摆16闭。在《捎话》中，虽然毗沙和黑勒之间的战争持续百年，昆门徒和天门徒之间冲突不断，但当库捎来刻有昆经的毛驴时，买生剥下了刻满昆经的毛皮，将它埋在沙下，留给以后信它的人。他说，昆经是一部好经：&濒诲辩耻辞;我们信了一千年昆，百年千年后我们的子孙会信什么，谁都不知道&谤诲辩耻辞;。或许，时间和死亡才是冲淡黑暗的良药，小说提到，人们死后会乘着驴叫到达天庭，毗沙人和黑勒人在天庭里手拉着手，说说笑笑，氏族的恩怨和宗教的冲突都消失不见，仿佛一个被遗忘的梦。
叁、驴叫
刘亮程对驴的关注早已有之。在《龟兹驴志》里，他详细地描绘了老城库车的驴事。库车人口有四十万，毛驴就有四万头。这些毛驴早在公元3世纪就成为古丝绸之路上的运输工具。虽然，历史上曾有马、牛、骆驼等跟驴争宠，但最后驴站稳了脚跟，成为库车人的生活伙伴：&濒诲辩耻辞;库车看上去就像一辆大驴车，被千万头毛驴拉着。除了毛驴，似乎没有哪种机器可以拉动这挂千年老车&谤诲辩耻辞;摆17闭。在库车，驴不仅是一种运输工具，还是一套完整的产业链的中心环节。钉驴掌的铁匠铺，做驴拥子、套具的皮匠铺，做驴车的木匠铺，再加上卖草料的、拉驴车的，库车四十万人的生活和驴紧紧结合在了一起。除了保证生产运营，驴还是维系家庭关系的纽带：&濒诲辩耻辞;一辆驴车就是一个家、一个货摊子。男人坐在辕上赶车，女人、孩子、货物，全在车厢上&谤诲辩耻辞;摆18闭。在《凿空》里，人和驴同样相依而存，研究驴事的裴教授就发现，阿布旦村的人和驴形成了奇特的互动关系，无法在其他动物那里得到复制。
在《千高原》里，德勒兹和加塔利对人和动物的&濒诲辩耻辞;迭奏&谤诲辩耻辞;也有描述：&濒诲辩耻辞;人类和动物所共有的宗教之所以占据了界域，只是因为它依赖于自身的必要条件：界域化的、原生美学的要素。正是此种要素将环境的功能组建为劳动（职业），又同时将混沌的力量结合于仪式和宗教（大地的力量）之中&谤诲辩耻辞;摆19闭。在刘亮程的小说里，人和驴就拥有着共同的宗教，在大地力量的作用之下形成了&濒诲辩耻辞;迭奏&谤诲辩耻辞;。
与阿布旦村、库车老城一样，《捎话》里的毗沙国与驴关系密切，事实上，毗沙城就是一个大驴圈，驴构成了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了驴，就必然会出现驴叫声，毗沙的驴叫是红色的：&濒诲辩耻辞;驴叫声在毗沙城上层层迭迭垛起一座红色城堡，城堡周围辐射出条条红色道路，连接东方西方。&谤诲辩耻辞;在驴叫声的辐射和包围之下，毗沙成了驴世界的中心，驴叫既给昆提供了保护，也支撑着昆门徒的诵经声。虽然昆门徒诵经时最讨厌驴叫，但驴叫非但没有盖住诵经声，反而使这声音一直传到天庭。在毗沙，人觉得驴是干活的牲畜，但有些驴却觉得自己才是主人，人是驴的牲口。
《捎话》的主角也是一头名叫谢的小黑母驴。毗沙的王大昆门，委托库把这头身上刻有佛经的驴捎给黑勒桃花寺的买生。捎话人库带着母驴出发了，经过了漫长的路途来到黑勒，却发现买生已经改了宗，不再信昆。当捎话的谜底揭开的时候，话语也失去了有效性，只能在地下沉默千年。
当以昆经为代表的人类语言失去有效性的时候，驴叫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与人声的多样和嘈杂相比，驴叫纯粹而直接，全世界的驴都是一个声音。正因如此，&濒诲辩耻辞;人声高不过麻雀的翅膀&谤诲辩耻辞;，而驴叫却能直达天庭。天庭的守门人希望库能完成最后的捎话，用驴叫把上天的话捎给人，因为&濒诲辩耻辞;上天把真言给过人，被人传歪。唯独驴叫没有走形&谤诲辩耻辞;。与人相比，驴和自然的联系更加紧密，驴能够知晓人不知道的秘密，能够看见声音的颜色，还能预见生死，与鬼魂交流。鬼魂挤在昆塔上，等着升天，&濒诲辩耻辞;每一声驴叫里都有一个鬼魂升天&谤诲辩耻辞;，但人却看不见。
在天庭门口，库突然明白当初捎驴的意义，驴皮上的昆经仅是物质的介质，而&濒诲辩耻辞;上天早已将要说的话写在驴心上。你回去用心听驴叫，你能听懂&谤诲辩耻辞;。死去的母驴的灵魂暂居在库的身上，库在拥有人性的同时又拥有了&濒诲辩耻辞;驴性&谤诲辩耻辞;，在翻译了千万种语言之后，他终于可以像自己的师父那样发出驴叫，将上天的真言传到人间。
四、人言
在社会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时候，刘亮程却始终对现代性怀有警惕，他在《凿空》中表达了自己的担忧。随着机械时代的到来，人和动物之间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迅速瓦解，动物从人的伙伴，变成了人的食物，当驴叫声逐渐被拖拉机的声音所取代时，“驴最终对于人只有肉体意义” [20]。在对现代性、对人产生怀疑的同时，刘亮程对驴却充满感情。他不止一次地表示，驴和人有着平等的地位，甚至驴能够知晓人不清楚的秘密：“驴眼睛跟人眼睛差不多一般高”[21]，“一个村庄里的事到头来可能只有驴琢磨清楚了。我们又从来不把驴叫当回”[22]。在这样的怀疑中，刘亮程质疑了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启蒙式话语，人的理性和权威也受到了挑战。
《捎话》延续了刘亮程的乡村逻辑，人甚至被放到了低于驴的地位。驴叫非常直接，全世界的驴叫都一样，驴叫也很有力量，不仅能直达天庭，还能够运送鬼魂。相比之下，人的声音则显得杂乱。人有着各种各样的语言，但没有哪一种语言能够到达天庭。也就是说，复杂的语言非但没有给人提供接近真理的机会，反而遮蔽、扰乱了接触真言的通道。
德勒兹对声音与语言问题一直有所关注，在《意义与逻辑》中，他讨论了语言与发音问题，在他看来，语言应当能够从单纯的表意功能中释放出来 [23]，从而不断逃逸，相互“生成”。在《千高原》里，他通过讨论声音、音乐、迭奏等概念的探讨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德勒兹认为，语言、音乐这类声音元素，与身体、环境等因素关系密切，“语音就是推动语言之持续流变的‘音乐性’的逃逸线或解域线”[24]。在声音的迭奏之中，语言逐渐逃离原有的领域，从而走向新的意义内涵。
《捎话》中的人，掌握着不同的语言，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语言才是真理，而其他话语则是异端邪说。毗沙国和黑勒国为了不同的信仰念诵经文，建造高塔，最终相互残杀。两国走向战争的原因十分荒谬：&濒诲辩耻辞;黑勒人听说远在东方的毗沙国修了一堵顶到天上的高墙，目的是要挡住黑勒的太阳，让黑勒人的每天上午都在一堵墙的影子里度过。&谤诲辩耻辞;对阳光的遮蔽就意味着对天庭的阻隔，因而，&濒诲辩耻辞;黑勒人每时每刻都处在对毗沙的仇恨中。民间早已传开黑勒要建造一堵更高大的墙挡住毗沙城下午的太阳&谤诲辩耻辞;。尽管有库这样的翻译游走于两地之间，但是两国并没有找到合作之道，反而渐行渐远，逐渐走向两个极端。在毗沙和黑勒之间筑起的高墙，不但隔绝了两国交流的可能，也阻隔了通向天的道路。
小说中的捎话人库掌握着几十种语言，在那个沟通困难的年代，库行走于各国之间，充当着使者。但是，几十年的翻译职业非但没有让库感受到交流的快乐，反而让他对语言产生了怀疑，这也是作者想要表达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语言的遮蔽和不可沟通。一种语言在阐明某些事实的时候，同时也会遮蔽另一些事实，库就经历过这一过程。在他充当黑勒汗王的翻译的时候发现：&濒诲辩耻辞;一个从黑勒语发出的指令，必须由黑勒语分别翻译给各语言，而不能先译成泰语，再由泰语译成丘语，这样一个指令就变成无数个，这无数个指令再翻译回来，就连汗王都不知道说的是啥了，其意思偏差之大就好像早晨赶出去一群羊，下午吆回来变成一群狗一样。&谤诲辩耻辞;语言的多次转译，可能带来的意义偏差是无法想象的，这种巨大的差异，也会造成误解，从而加深隔阂。库是翻译，但是却难以成为国与国之间沟通的桥梁，正如他的师父所言，&濒诲辩耻辞;你每学会一种语言，就多了一个黑夜&谤诲辩耻辞;，&濒诲辩耻辞;那些看似被不同语言照亮的地方，其实更黑暗&谤诲辩耻辞;。
当被遮蔽的语言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可能会带来语言的消亡。库经历了家乡语言的死亡，也将经历毗沙语的死亡。当黑勒征服毗沙以后，汗王提出要废除毗沙语，此时的库，感到&濒诲辩耻辞;舌根猛地一抽，仿佛说毗沙语的舌头一下被割掉&谤诲辩耻辞;。在此种意义上，语言的消失和死亡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真正灭亡。语言的死亡导致库的嘴和心都空空如也，作为一个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所有的人类语言在一时间全部消失，他不得不回到自然，回归动物性，以一声驴鸣表达自己的惊愕与悲怆。
结语
在德勒兹的&濒诲辩耻辞;迭奏&谤诲辩耻辞;理论中，有一种被称为故乡和界域的&濒诲辩耻辞;迭奏&谤诲辩耻辞;，&濒诲辩耻辞;在其中，部分与一个整体、与一首宏大的大地的迭奏曲关联在一起，而此种关联是根据那些自身就是多变的关系而实现的这些关系在每种情形之中都标志出大地与界域之间的分裂（摇篮曲，饮酒歌，狩猎、劳作、战斗之歌，等等）&谤诲辩耻辞;摆25闭。刘亮程小说里的村庄，就具有&濒诲辩耻辞;迭奏&谤诲辩耻辞;的氛围，乡村的多种元素通过声音的方式形成合奏和共鸣，共同承担了传承乡村文化的重任。
刘亮程的极具个人风格的乡村书写，在《捎话》中得到了延续与开拓，他以往那种缓慢而抒情的表述方式得到了更具哲理意味的更新。通过将乡村&濒诲辩耻辞;声音化&谤诲辩耻辞;，刘亮程既从感性层面提供了解读乡村历史和现实的一种模式，也从纵深处挖掘潜藏在乡村生活背后的隐含秩序。他找到了乡村作为故土的精神意义，他对语言问题的关注也为新世纪文坛的汉语书写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角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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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0] 刘亮程：《凿空》，作家出版社，2010 年版，第 243 页，第 12 页，第 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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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亮程：《捎话》，《花城》2018年第4期。文章中对《捎话》的引用均出于此，不再一一注释。
[5][7][8][10][19][25] [法]德勒兹、[法]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 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451-452页，第460页，第446页，第443页，第458页，第495-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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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尤金·W·霍兰德：《导读德勒兹与加塔利〈千高原〉》，周兮吟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 76 页。
[12] 刘亮程：《驴知道世界上的路》，《美文》2014年第1期。
[13]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14] 刘亮程：《虚土》，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年版，第77页。
[16][17][18] 刘亮程：《驴车上的龟兹》，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第52页，第69页。
[21][22] 刘亮程：《正午田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第27页。
[23] Gilles Deleuze，The Logic of Sense，trans. Mark Lest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p.181.
[24] 姜宇辉：《“声音”与“意义”——在〈意义的逻辑〉与〈千高原〉的张力中探寻语言的诗性本原》，《哲学动态》2015年第 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