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疫情防控成为全社会的第一要务。战&濒诲辩耻辞;疫&谤诲辩耻辞;主题文艺作品如雨后春笋。作为源远流长的文艺体裁，诗歌的创作数量尤甚。《中国艺术报》从2月5日起，特别推出&濒诲辩耻辞;战疫&尘颈诲诲辞迟;诗苑&谤诲辩耻辞;专版，2月5日与2月21日第叁版整版刊发古体诗、现代诗达20首。这些精挑细选的作品，饱含诗人的真挚情怀，读后触动心灵。《诗刊》社、中国诗歌网发布《同舟共济，以诗抗疫&尘诲补蝉丑;&尘诲补蝉丑;全国抗疫诗歌征集启事》，并标明&濒诲辩耻辞;至疫情结束（截止时间待定）&谤诲辩耻辞;。各省市县的文学类报刊网等媒体也先后推出&濒诲辩耻辞;抗疫诗歌&谤诲辩耻辞;专栏。其间，确实产生了许多佳作，用文艺的正能量鼓舞人心。与此同时，鱼目混珠的也不少。观其大要，我认为，从美学角度来说，优秀抗疫诗歌除了具备社会功用外，至少还应具备两种审美品格，即&濒诲辩耻辞;自然&谤诲辩耻辞;和&濒诲辩耻辞;余味&谤诲辩耻辞;。
抗疫诗歌中被人诟病的作品最致命的缺点就是不自然、不真实。一方面，因为此次疫情的特殊性，大多数作者不便去到一线，缺乏深刻体验，很难感同身受。另一方面，有些地区本身疫情比较轻微，有的作者为了蹭热点，急于求成，急于&濒诲辩耻辞;高产&谤诲辩耻辞;，便只能&濒诲辩耻辞;为赋新词强说愁&谤诲辩耻辞;，与&濒诲辩耻辞;自然&谤诲辩耻辞;背道而驰。
&濒诲辩耻辞;自然&谤诲辩耻辞;一词被用于文学批评是在魏晋以后。它原本是道家哲学的范畴，老庄思想的核心概念。道家的自然观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在创作上，启发人们要自然真实，不矫揉造作，不因袭模仿，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主张&濒诲辩耻辞;诗贵自然&谤诲辩耻辞;。
&濒诲辩耻辞;诗贵自然&谤诲辩耻辞;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对诗歌的基本审美要求。南朝梁代刘勰在其不朽巨着《文心雕龙》中反复强调&濒诲辩耻辞;自然之道&谤诲辩耻辞;，认为&濒诲辩耻辞;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谤诲辩耻辞;。差不多与刘勰同时的钟嵘也提倡&濒诲辩耻辞;自然英旨&谤诲辩耻辞;，倡导自然真实的诗风，反对过于用事用典、苛求声律的形式主义诗风。唐代司空图提出&濒诲辩耻辞;妙造自然&谤诲辩耻辞;。宋代陆游诗云&濒诲辩耻辞;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谤诲辩耻辞;，稍晚一点的姜夔提出&濒诲辩耻辞;自然高妙&谤诲辩耻辞;的诗论。金代元好问评陶渊明诗&濒诲辩耻辞;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谤诲辩耻辞;。明代李贽强调&濒诲辩耻辞;童心&谤诲辩耻辞;，而所谓&濒诲辩耻辞;童心&谤诲辩耻辞;，又是&濒诲辩耻辞;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谤诲辩耻辞;。他用&濒诲辩耻辞;童心说&谤诲辩耻辞;来反对当时的假文、假道学。清代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濒诲辩耻辞;元剧之文章&谤诲辩耻辞;一章中指明&濒诲辩耻辞;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谤诲辩耻辞;，他甚至认为&濒诲辩耻辞;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谤诲辩耻辞;。可以说，鄙视矫情与伪饰，推崇真实自然，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古人看来，精彩诗文的创作，要义在于自然天成。当然，文学创造的&濒诲辩耻辞;无为&谤诲辩耻辞;法则不是要求作家放弃熟练与精思，而是主张创作者以自然真朴为度，使匠心在不知不觉间流露，看上去好似信手拈来、全不经意，浑然天成。抗疫诗歌创作更应去矫情、去伪饰，表达真情实感。
有一部分抗疫诗歌确实也具有真情实感，但流于口水，平铺直述，辨识度低，尤其是意象贫乏，削弱了艺术性。这类诗念在嘴里，像吃了个烧糊了的卷子，总觉得不是滋味，缺乏&濒诲辩耻辞;余味&谤诲辩耻辞;。
以&濒诲辩耻辞;味&谤诲辩耻辞;论诗、以&濒诲辩耻辞;味&谤诲辩耻辞;论艺是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普遍现象。刘勰在《文心雕龙&尘颈诲诲辞迟;隐秀》中明确提出&濒诲辩耻辞;深文隐蔚，余味曲包&谤诲辩耻辞;。自刘勰标举&濒诲辩耻辞;余味&谤诲辩耻辞;后，诗歌是否有含蓄之美、深长之味，便成了古人诗歌高下的一条重要标准。它是司空图说的&濒诲辩耻辞;味外之咸酸&谤诲辩耻辞;，欧阳修说的&濒诲辩耻辞;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谤诲辩耻辞;&濒诲辩耻辞;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谤诲辩耻辞;。与此类似的说法还有&濒诲辩耻辞;滋味&谤诲辩耻辞;&濒诲辩耻辞;情味&谤诲辩耻辞;&濒诲辩耻辞;韵味&谤诲辩耻辞;&濒诲辩耻辞;神味&谤诲辩耻辞;&濒诲辩耻辞;兴味&谤诲辩耻辞;&濒诲辩耻辞;意味&谤诲辩耻辞;等。受这种诗学传统的影响，中国古代诗歌创作讲究&濒诲辩耻辞;象外有象&谤诲辩耻辞;，景外有景，追求&濒诲辩耻辞;言有尽而意无穷&谤诲辩耻辞;。
然而，要创作出“余味”无穷的诗歌并非易事，因为“言”与“意”常常发生矛盾，“言不尽意”的现象普遍存在。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它的指称功能给人带来极大的便利，但是它在描写一些特殊的对象时往往又显得无能为力，如果用它来表现作家的审美体验和审美追求就更困难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关键，一是作家的才能问题。如果一个作家具备了丰富的学识，有很强的表现能力，能娴熟地把握艺术表现技巧，那么就有助于他克服言不尽意的苦恼。二是尽力缩小言意之间的差距。怎么办呢？《易传》指出，“立象以尽意”。通俗地说，可以借助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利用语言所能表达、可以直接描绘出来的那一部分，去暗示、去象征语言所不能表达、难以直接描绘出来的那一部分，尽可能地扩大艺术表现的范围，并且充分调动读者的想象能力，来补充、完善“言不尽意”的缺陷。这便建立了言-象-意的表意模式。在这一模式的指引下，中国古典诗词中产生了浩如烟海灿若星辰的名篇佳句。如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元好问的“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晏几道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抗疫诗歌虽然题材比较特殊，属于灾难文艺，又具有很强的时政性，但也完全可以采用“立象尽意”的方式。比如李白的《子夜吴歌·秋歌》，也是有关当时社会大事的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全诗以月起兴，月照长安万户、风送砧声、化入玉门关外荒寒的月景，丰富的艺术形象营造了意味深长的诗境。现代诗歌中，也不乏这类好作品。比如戴望舒的《雨巷》、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的《回答》、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等。这些优秀诗作或朦胧婉约，或深刻优美，或悲愤冷峻，或荡气回肠，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用丰富的意象或意象群来营建抒情空间，传达内心情感，耐读耐品，余味绵长。此次抗疫诗歌中的佳作，大多也善用意象。
概言之，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是诗歌具备“言外之意”“味外之味”的关键。恰如袁行霈先生说的，“让读者通过自己的艺术联想和想象领会其中的深意，这正是中国诗歌艺术的妙谛。 ”
实际上，中国的文学艺术不仅对&濒诲辩耻辞;自然&谤诲辩耻辞;审美品格的倡导源远流长，而且自古就有以含蓄蕴藉为艺术追求的审美倾向。因此，抗疫诗歌如要经得起时代检验，在文艺史上抒写下厚重的一笔，可以也应该具备&濒诲辩耻辞;自然&谤诲辩耻辞;和&濒诲辩耻辞;余味&谤诲辩耻辞;两种审美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