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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哥们儿

        这是公元1970年的乌拉特中后联合旗草原。
        我在一个有着“历史厚重感”的地方，它厚重得使人联想到《山海经》中的《大荒北经》什么的，这个地方叫“海流图”。在海流图的左近有一个叫昂根的地方，这里正在开挖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2师15团煤矿。
        “昂根”是蒙古语的汉译音，也有人说应该叫“恩更”，但我更喜欢叫它“昂根”，因为它“翘然挺然”，雄纠纠的，更因为我们这里只有男的。那一年，我在这里挖煤。
        昂根煤矿由两部分“精英”组成：一是15团各连抽调出来的知青，二是所谓“劳改犯”们，也就是原农场刑满就业人员组成的专业队。同“劳改犯”们一样，知青们来到这里的原因虽然各有不同，但结果是确定无疑的，即，这肯定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2师15团是1969年初北京军区接管原劳改农场（内蒙巴盟建丰农场）成立起来的。人员来源有这样几部分：军队干部（现役军人和复转军人）；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原劳改农场的干部、农工（农工中有相当数量的刑满就业人员）。“老哥们儿”是刑满就业人员中的一名“老者”，我说不出他当时的实际年龄，至今也说不准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姓邵。
        “老哥们儿”是煤矿的知青们给起的外号，因为我的好奇心，常借故与他搭讪攀谈，和我关系不错的兵团战友就开玩笑地说，他是我的“老哥们儿”。
        老哥们儿他们的队伍，光怪陆离，看上去极有喜剧色彩：胖瘦高矮反差大得像卡通片中的人物；不同语音和不同语速的“鸟语”混杂在一起，听他们说话像是听《百鸟朝凤》。难得过一个休息日，他们或长衣短裤或五色斑斓，在旷野上招摇；人员组成中，什么三晋八闽、齐鲁荆湘悉数在内，看他们的五官相貌，你不能不相信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汇的大家庭这句话。
        我初见到他们的第一印象是，这是哪个洞府中蹿出的一群？
        老哥们儿是这怪异一群中的怪异的一员。
        在上、下工的人群中，老哥们儿与别人用肩膀扛着工具的姿态不同，他那把锹面锃亮如镜的铁锹是夹在腋下的。他往往落在别人的后面，踽踽而行。他的腰佝偻着，近于弓形，像是随时要亲吻脚下的土地。除了听说老哥们儿很有学问外，我常想：衰弱如斯的老哥们儿，是如何捱过这超常的体力劳动的？我接近老哥们儿的企图，开始并不成功。
        他形同槁木，面如死灰，他“秋水无痕”，“大音希声”，他不把我这个20岁出头的知青当成可以说话的对像，偶然会对上门讨教的我说：“界限、界限”（因为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许知青和“劳改犯”交往，他是怕给我、也怕给自己带来麻烦）。
        我当时能够不顾禁忌（当然是悄悄地）接近和了解老哥们儿，主要是对15团煤矿的指导员（原劳改农场的干部）宋学习的敬重和信任。他在给知青开会时讲“专业队的人不是劳改犯，他们是已经刑满就业人员，是公民，不能歧视。”听了他那充满磁性、语调铿锵、很有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讲话，我心里暖暖的，尤其是对“公民”这个词印象颇深。
        知青和专业队分别管理。
        为“早出煤出好煤”，我们工作紧张，见面机会不多。但是因为白班和夜班的关系，也因为我的宿舍和老哥们儿的宿舍相邻，见面的机会还是有的。有时我应该上夜班，白天在宿舍休息，他应上白班，但因病（因事）也在宿舍，这样，白天就有了聊天的机会；同样的原因，晚上也有聊天的机会。
        慢慢地，老哥们儿开始和我漫谈地理和历史上的事。
        他告诉我：苏武牧羊不是在你们所说的杭锦后旗的牧羊海，而远在北海，即现在苏联境内的贝加尔湖（贝加尔湖原在中国境内，清康熙被彼得大帝打败后，签订尼布楚条约时，又划给了俄国）。乌拉特前旗附近的狼山古称狼居胥山，是西汉卫青与匈奴恶战的古战场。
        五原呢？我说，就那么小，只有一条街的穷地方。他说，别小看这地方，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东汉时，这是五原太守的所在，蔡文姬流落到这里，写出《悲愤诗》或《胡笳十八拍》，冯玉祥在这儿誓师拥护辛亥革命反对帝制，傅作义在这儿水淹日寇……
        老哥们儿固执地用他的乡音，不动声色地、缓慢地、断断续续说出许多他认为是常识而我不知道的东西……
        有时老哥们儿在土屋中弹拉随他多年的月琴和二胡。
        响在耳边的是家乡的小调，是“龙船调”和汉剧曲牌。他虽然面无表情，但我看得出他乐在其中。
        我听不懂，我那时没有什么音乐素养，只觉得这曲子很新鲜、很奇怪。
        老哥们儿从不谈及个人的事情。我知道他是“右派分子”。我不愿触动他的伤心处，从不问他个人的遭遇。
        我记得有一次他病了，我到他的宿舍探望他。他平静地主动谈及了自己的一点情况。也是在那一天，让我见识了一点他们的专业队。
        老哥们儿说，他是武汉一所著名中学的校长（我记得是共进中学，中共早期的革命志士恽代英即毕业于这个中学）。这所学校在教育界的地位相当于北京之汇文、天津之南开。1957他年因给学校的书记提意见而打成右派并被劳动改造。其间，妻子和家人先后故去，老哥们儿孑然一身，辗转流落到这里。
        “您不是公民吗？不是可以回武汉吗？”我说。
        “不回去了，不回去了，”老哥们儿带着浓重口音，音调略高地说，“无用之人、废弃之人……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我听出他对生活、对生命、对这个世界的彻底绝望和内心决绝的态度。
        突然，一串哨音伴着指导员宋学习凄厉的一声“集合”，那声音像静夜中独狼的哀嚎，嗓音之怪异与其平时宣讲政策时抑扬顿挫、富于磁性的声音迥然不同。老哥们儿闻声，“嗖”地从屋中弹射出去，像一只草原上受惊的跳鼠……
        瞬间，奇形怪状的专业队员集合完毕，齐刷刷、俨然如整训过后的敌后武工队，军政素养之高，知青自愧弗如。
        有人悄声说：“劳改犯”们又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了”。
        我悄悄尾随着队伍，来到一个离知青宿舍较远的地方。队伍停下，宋学习背着手在一边，没有说话，没有训斥。
        只听一名像老哥们儿一样的就业人员说：“是谁，自己出来吧。”话音落地，队伍中缓缓走出一个看来并不结实的中年人，他就是被教育者。
        接着，只见一个宽肩、阔鼻、硕口、矮壮的岭南汉子跳出来，抡起木棒向着被教育者的臀部、背部打去，发出砰砰的声音。
        打人者动作机械、卖力，被打者趔趄了几下，没有倒下，只是“啊，啊”了几声，观看者既无表情也无声音。打了十来下后，散去。人群中又响起“鸟语”（各地方言），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这一令人瞠目的“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过程不过数分钟。看来，这是这群人生活的常态。
        老哥们儿依然佝偻着腰，落在人群后面，踽踽而行。
        这天晚上，轻扬的二胡声又把我引到老哥们儿的宿舍。我说，别拉你的汉剧了，拉个好听的。“拉什么？”“《苏武牧羊》。”我当时只知道苏武牧羊。
        老哥们儿把一个小小的铅砣（弱音器）夹到二胡弦上。悲凉的曲子响起，巨大的酸楚撞击人的心灵。小时候胡同里的孩子胡乱唱的《苏武牧羊》：“苏武，老头卖豆腐，卖的不够本，回家打媳妇……”那只是孩子间嬉戏的小调，而现在，我，一个流落到塞外苦寒之地的知青，渺小孤寂如天地间的一芥尘埃，是在这寂静的夜晚，在孤伶伶的一排土屋中的一间屋内，体会两千年前的苏武“诗言志，歌咏声，舞动容”的，心境是多么的不同。忽然涌出的悲怆，几乎要让我落泪。我说，我不知道《苏武牧羊》的歌词，能告诉我吗？于是老哥们儿说，我写如下：

        “ 苏武留胡节不辱， 雪地又冰天，苦忍19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怀汉社稷，牦落归无期……转眼北风吹，群雁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

        出乎意料，老哥们儿自己说：“我再拉一个吧。”我说：“好。”这就是那一曲我终生无法忘怀的《江河水》，无法忍住泪水的《江河水》……
        那曲调，时而如泣如诉，时而若有所思，时而又抢天呼地、嚎啕痛哭，悲愤如滔滔江水，一泻千里，凄楚让人心碎，震撼如地裂山崩……       老哥们儿脸部的线条和额上的皱纹原本如刀刻斧砍一样分明，但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已模糊不清。看清的是他宽额广颐、深目隆准的轮廓，花白的头发和花白的胡须在淡淡的灯烟笼罩下似连成一体。他微闭双眼，表情静穆、淡然。
        曲终，久久，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颤抖地问：这是什么曲子？答：《江河水》。几个月以后，我在战友和兄弟龙涛处翻到一本二胡曲，里边真有《江河水》。乐曲介绍：“《江河水》，民间乐曲。据传古代有一对新婚恩爱夫妻，丈夫被官府抓去边疆服劳役，不堪忍受，死于外乡。妻子闻讯，在当初送别丈夫的江边遥祭，滔滔江水，控诉了封建统治者的滔天罪恶……”
        后来，我买了把二胡，不习弓法，不谙指法，硬识简谱，一上来就直奔《江河水》的主题，就是为找寻那晚听老哥们儿拉二胡的感觉，此是后话。
        是夜，我上10点钟以后的晚班，仍沉浸在老哥们儿营造的音乐世界中，心潮难平。我挑完一担煤，立在一个高坡上。
        浩瀚的苍穹下，满天的星光闪烁；月光下泻，洒满眼下的一马平川和远处起伏跃动的山包、坡地。只有月光没有雾气，但你觉得薄雾迢迢，灰蒙蒙弥漫在天宇之间；只有悲凉的心绪没有风，但你觉得飒飒风声在耳，似有一种声音在轻叩你的心灵。这里是草原，但你又觉得这里像是大海，只你一个人，孤独无助……我告诉自己：不管过了多少年，你老了，你要死了，你也要深深记住这一幕：你挑着一担煤，从地底深处沿着坡度大于15度的巷道，爬上来，在蒙古高原的一个高坡上，只身一人，和苍穹大地、皓月星辰对话。对话的结果是：你不知现在会怎样，也不知今后会怎样；你想到的最终的结果是，万物终归于无形，你想得最多的一个字是，“死”……
        不久，煤矿专业队被解散，一部分刑满就业人员专门去修公路，归到了地方。其余的回到团里组成基建专业队，盖15团团部及大礼堂等等，老哥们儿就去团里搞基建去了。至此，我和老哥们儿再也没有见面。
        几个月后，我因和煤矿领导发生严重冲突，几经辗转又被发回到1连。第二年的春天也在连里干基建的活。
        忽然有一天，战友金力（一起从煤矿下来的战友），骑着快马，从团部跑到1连找我：“老王，不好了，你的老哥们儿在盖团部大礼堂时，大柁掉下来，正好砸在他头上。赶紧去医院看看吧，要不就来不及了。”说罢又骑着马一溜烟地走了。
        我无法以探望老哥们儿的理由请假，因为我说不清楚与刑满就业人员的关系。我编造的其他请假的理由，连里都不准假。为此，我怨排长白文好没起好作用，和他恶吵恶骂起来。最后，我也不能进一步坚持己见，因为当时盛传我因在煤矿“带头捣乱”，要把我送到萨拉奇劳教几年。授人以柄，有可能会坐实去萨拉奇的传言，我有些怕。
        据介绍，对老哥们儿的后事处理，还是挺够意思的。一是给老哥们儿换上一身崭新的垦服（兵团战士的绿衣服），外穿一件发给兵团战士的新的绿棉大衣；二是用基建使用的松木表（biao，音标）皮给老哥们儿做了一个白茬棺材。虽是表皮做的，但还算厚实。
        一个悲苦的孤独漂泊的智者，就这样湮没在无人知晓的荒原。30多年过去了，无法寻到他的坟茔。
        直到现在，一想到我没最后送老哥们儿一程，还感到深深的愧疚。